越野自驾酿悲剧,两少年命丧“好汉坡”!组织方曾承诺无风险
一场越野自驾活动,夺走了两个孩子的生命。
8月4日下午3点左右,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境内的知名“越野圣地”老掌沟,一辆载有5人的红色J牧马人,在翻越“好汉坡”时,意外滚下山坡。经沽源县委宣传部证实,事故导致车上两名未成年人不幸遇难,车上两名成人及一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
本是快乐的暑期旅行,这场大草原穿越之旅,为何变成了一场悲剧?
冒雨爬坡发生翻滚
酿成两死三伤悲剧
“刹车,刹车,哎呀呀……”一段网上流传的视频,记录了8月4日事故车辆翻下山坡时的情景。
拍摄者为同行的自驾游车队成员之一,当时站在好汉坡上向坡下拍摄。视频显示,当时车亮着灯冒雨往坡上爬,旋即出现后溜情况,不远处,一名疑似指挥人员向车辆大声呼喊,与此同时,视频中传来周边人“刹车、刹车”的叫喊声。
视频中驾驶事故车的是车主吴先生,副驾驶上坐着他的妻子张女士,后排是两个女儿和一个侄子,事故车辆为几个月前新买的J牧马人。
据张女士回忆,车队中一共有九辆车、一辆保障车,他们是队内第三辆爬坡的车,第一辆爬上去的是领队的车,第二辆是灰色的车。“我们爬坡前,领队没进行培训,也没告诉大家应该怎么爬坡。”
在张女士印象里,领队曾在爬坡前鼓励过自己的丈夫,表示“你这辆车爬上去没问题”,但具体怎么爬却没有明确。“直到我们准备爬坡了,我老公问领队应该用什么挡位,领队才通过对讲机告诉了他。”
随后,车子开始在雨天里前进,开到半山腰附近时开始往下滑。车子翻滚下山,15岁的大女儿和14岁的侄子不幸遇难,张女士夫妻和7岁的小女儿不同程度受伤。
目前,夫妻俩在北京住院治疗,吴先生伤势较重,已进行了三次手术。小女儿双腿受伤,目前在德州由亲戚照顾并接受治疗。
改装店、4S店联合发起
车主交费后踏上旅程
事发地位于越野圈内知名的景点老掌沟,老掌沟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境内,“好汉坡”可谓圈内“名坡”,系一众越野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有越野达人在汽车论坛评价好汉坡:这里布满了大大小小各种碎石,并且中间是两道斜向的沟槽,车辆通过这里,必须形成两次交叉轴。另外,这里还是处于大角度的爬坡状态。在这里,所有车都将面对最严酷的考验,越野能力的强弱,将直接体现出差别。
吴先生介绍,7月份刚提了新车不久,他就在J用户群里,看到一则润华J寒亭店联合“潍坊顶火越野改装”举办的“多伦诺尔大草原自驾游穿越之旅”的活动通知。
报名信息中写道:本次自驾游穿越活动为轻度穿越路线,历时5天。集合后,出发前往河北省赤城县休整,欣赏沿途风光。随后穿越到三道川,观摩祖国大好河山。接着赶往素有“极限越野小镇”之称的老掌沟,登顶好汉坡……
报名前,吴先生曾询问活动组织方:“较难走的路段多不多?我没有越野经验。”对方回复:“不多,一两处吧,都能过去……”“只要听领队指挥就没问题,妥妥的……”吴先生便决定带领家人体验一次自驾游穿越之旅。
“顶火越野改装”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所需费用:“共五个人,一个小孩不占床位收500元,其他每人1800元,共计7700元。”从交费聊天记录来看,吴先生将钱交给了“潍坊顶火改装”一名叫“王凯”的负责人。
8月3日,吴先生驾驶刚买的越野车,带着妻子、女儿和侄子,在潍坊润华J寒亭店与车队集合,然后启程出发。
活动对驾龄、年龄无要求
前期也组织过类似活动
一场暑期游却酿成如此事故,这是谁都没想到的。
遭遇不幸的男孩今年14岁,刚刚小学毕业,今年9月份即将升入初中。“暑假期间没时间陪孩子玩,听孩子的姑姑(张女士)说,有这么一个大草原的自驾游活动,我们就想着让孩子跟着去玩玩。”男孩的母亲于女士说,发生意外谁都没法预料,但潍坊润华J寒亭店和“顶火越野改装”没有提前告知风险,“如果知道有危险,也不可能带着孩子们一起参加”。
张女士提供的“8月3日乌兰布统大草原自驾游”群聊截图显示,潍坊顶火越野改装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曾在群里表示,活动“无难度、观景”。有自驾车主询问:“带两岁多小娃能行吗?”工作人员回答“能,没问题”。
尽管出发前,组织方一再表示“无难度”,但在最初的自驾游报名信息里,曾提到一连串“免责声明”:越野穿越自驾活动有诸多不可控因素,请根据自己的体力、经验和装备选择参加;选择参加活动,即表明报名者经过合理判断,同意自行承担越野穿越活动的所有风险,包括利用交通工具及其他第三方设施的风险;对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属于不可预知或即使预知也无法避免的安全事故,领队及主办方不为此承担责任;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必须购买出游保险。
自驾游爱好者李刚今年7月份也参加了由润华J寒亭店和潍坊顶火联合发起的自驾游活动,线路跟吴先生本次参加的线路相同,他说,自己当时参与该活动时,一个人1600元,“食宿他们管,自己开车,别的费用都是自己负担”。
张女士曾表示,组织方在活动开始前,并未对参与车友进行系统培训和风险告知。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位曾参加过该活动的自驾游爱好者的证实。
“在上坡之前,组织者会教你从哪儿比较好上,挂什么挡。”但车队出发前,组织方不会对全体成员进行系统培训,每到一个景点时,仅通过对讲机,对爬坡时的驾驶技巧进行说明。而且记者从该自驾爱好者口中得知,这并非主办方首次组织越野自驾活动,这名爱好者在7月份就跟随他们自驾去了“好汉坡”。
在这一次活动的报名信息中,提到需要准备拖车绳、铁锹等工具,以及衣物、食物等,活动配备售后保障人员1名、领队2—3名,但并未提及对驾乘人员驾龄、年龄、越野常识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在最终成行的车队里,年龄最小的成员只有2岁,最大的67岁。
“那条路全是碎石路,中间还有炮弹坑,坡度在45度左右,对新手来说是有难度的。”李刚是一位有20年经验的资深自驾游爱好者,据他回忆,之前打卡好汉坡的时候,同行车辆有顶配的越野车,但都在好汉坡停住了脚步,原路返回走高速,去下一个点集合。
李刚说,自己原来没觉得这么危险,有了这次事故后,这些地方肯定不能去了,“就是有一点危险也不行”。
事故还在处理认定中
活动发起方未作回应
对于该起意外,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委宣传部18日回应:“事故正在处理认定中,稍后将作出具体回复。”
8月18日,记者联系组织方“潍坊顶火越野改装”的王凯、潍坊润华J寒亭店的大玲,电话均未接通。“潍坊顶火越野改装”一位名为“神父”的工作人员说:“我没参与这个事儿,不了解现场什么情况。”
18日,记者来到潍坊润华J寒亭店。据店员称,店内所售卖的牧马人品牌,有撒哈拉和罗宾汉两个车型,撒哈拉适合沙漠越野,罗宾汉适合攀岩越野,事故车辆属于后者,价格为五十五万九千九百元。事故车主于今年3月份在店内提车。
市场经理王玲玲表示,活动组织以接龙方式统计参与人数。住宿费、餐饮费、保险费等都是AA制,群里交的费用都是多退少补,这次一共去了九辆车,加一辆保障车。
“我们就在群里发信息,谁去谁就在群里接龙,这一次的发起者是那个‘马主’(潍坊顶火越野改装王凯)。”王玲玲说,“出了这种事,我们也很心痛。现在公安部门已经介入了,我们会积极配合。”
19日上午,记者来到中国顶火潍坊车会,该车会位于渤海路上一加气站旁边的小道内,外墙上有“中国顶火”“潍坊马帮”“润华J军团”等宣传装饰板,进入改装车间内,几名人员还在正常工作。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表示:“王凯刚刚出去了,我也联系不上,有什么事你们自己联系吧。”
19日下午,记者再次致电“潍坊顶火”的王凯。王凯表示,自己不是该活动的组织方:“我们都是玩这个车的,就是大家一块去玩。”他说,出发前,曾经做过安全讲解和培训。对于“以前组织过类似活动,是否了解吴先生的驾驶水平,是否进行过风险提醒”等问题,王凯表示已经在警方处做过笔录,将等待警方回应。
记者当天就此事咨询了潍坊王杨律师事务所的王建华律师。王律师表示:“如果活动组织方未尽到风险提示、安全培训、道路考察等方面的义务,将承担主要责任。”
来源:齐鲁晚报记者王琳李旭旭
来源:齐鲁晚报
云南民宿老板:“独享”油菜花田后,我把客栈改成了咖啡馆酒吧
赵磊在大理喜洲生活了6年,经营一家十几间客房的民宿。2023年,受疫情影响,他决定将民宿转型为咖啡馆和酒吧。喜洲古镇也恰恰在这两年变身成“咖啡小镇”,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甚至成为网红打卡地。
那年春天,民宿老板们“独享”一片油菜花田
赵磊至今清楚记得2023年春节之前那段时间。“当时快过春节了,小镇上每家客栈和餐厅都在为迎接客人做准备。”据赵磊回忆,春节那几天的客房都订满了,有一家成都来的客人已经入住,“再过几天油菜花开了,还会迎来很多客人。”
然而,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当时,所有的民宿都在忙着退房,成都来的客人原计划住到初七,他们坚持住到了初三,也赶紧开车回去了。”不过,当时赵磊并没有惊慌,他自称是“经历过非典的人”,还乐呵呵地对其他民宿老板说,“没啥,几个月就过去了,咱们可以趁机休息休息,独享整片油菜花田。”
云南喜洲民宿兼笨石酒吧老板赵磊。
赵磊是山东青岛人,大学毕业后过起了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2014年,他辞掉稳定的工作,和妻子来到云南大理的喜洲,“盘下”一个400平方米的民居院落,开起了民宿。喜洲古镇拥有2000多年历史,距离大理古城约18公里,毗邻洱海,拥有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赵磊说,他喜欢这里的山清水秀,古朴清幽,不像丽江那么喧嚣,春天有金黄色的油菜花田,秋天能看到黄灿灿的稻田麦浪。
作为民宿老板,营业以来赵磊和妻子几乎全年无休,春节过后就是三四月份来看油菜花的客人,紧接着就是五一小长假,六月开始进入旺季,直到九月暑期结束,十一黄金周随之而来,然后有两个月的淡季,元旦春节假期客人又多了起来。赵磊表示,由于当时已经过了民宿的红利期,2023年生意没有前几年那么好,但旺季及节假日自家民宿十几间客房也能满房,平时入住率达80%左右。“虽然请了三位阿姐帮忙,我们俩每天也要一大早起来,忙活客人的事情,晚上11点、12点才能睡觉,淡季时把客栈丢给阿姐,我俩就去周边玩几天。”
民宿。
2023年的春天,赵磊和镇上的民宿老板们一起“独享”了清静无人的油菜花田。“以前都是人来人往,我们忙着做生意,也没心情欣赏,第一次觉得油菜花田这么美。”当时,镇上的餐馆、客栈、店铺都贴了封条,后来陆续开始营业,5月份本地客人渐渐都来了,但数量与2023年肯定没法比。“三四个月后,我开始有点慌了,毕竟一睁眼就要还信用卡。”赵磊辞掉了店员,登记接待、打扫卫生等一切工作都由他和妻子亲力亲为,“反正也没几个客人。”
疫情下转型“咖啡小镇”,千年古镇在小红书上火了
2023年3月,赵磊决定把民宿转为咖啡馆和酒吧,只保留了3间客房。
受疫情影响,丽江、大理等目的地这两年的游客数量都下降了不少,民宿的生意也不好做。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喜洲古镇反倒在抖音、小红书上火了一把。据赵磊介绍,喜洲古镇一直属于小众目的地,不温不火,“前些年,丽江古城和大理古城火成那样,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只有资深背包客才会来。”2023年以后,喜洲古镇的知名度反而提高不少,“以前喜洲缺少旅行团,人流量自然没法与丽江、大理相比,但是疫情下自由行的游客越来越多,喜洲的清静更受欢迎。”也正是这两年,咖啡文化成为喜洲的独特标签,镇上开设了二三十家独立咖啡馆,稻田边上的那几家咖啡馆尤为有名,甚至成了网红打卡地。
笨石酒吧。
其实,赵磊的民宿在最初设计时,就在前厅预留了很大的面积,想用来做咖啡馆,但那几年生意忙碌,咖啡馆的业务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疫情之后,游客数量骤减,赵磊决定转型,“我的民宿位于古镇地标转角楼旁边,属于喜洲最好的地段,既然住店客人少了,不妨就做做街面的生意,吸引一下本地客人或者来喜洲一日游不留宿的游客。”2023年,赵磊干脆把一楼客房全部取消,投入十几万,除了咖啡馆又增加了酒吧,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字“笨石”,不仅引进了精酿啤酒的设备,还搭建了一个小舞台,“那三间客房就留给朋友或者回头客入住。”
赵磊和妻子都喜欢音乐,去年组建了一个乐队。“吉他手、键盘手、鼓手都是朋友,还有一些有才华的客人,也经常加入我们的乐队。”赵磊说,大家现在都请不起乐手了,酒吧的乐队演奏都是朋友凑在一起,自娱自乐。客人多的时候就演奏民谣,唱唱老歌,妻子喜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港台老歌,比如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早期的《歌》、韩宝仪的《舞女泪》等。不过,乐手们更喜欢摇滚曲风,要是没有客人,他们就由着自己的性子玩,有时候酒吧一个客人也没有,就搞了一晚上的硬金属摇滚。
享受了两年青山绿水好空气,“就当自己在这里生活”
转型做咖啡馆和酒吧之后,赵磊的作息时间也随之改变。现在他基本是上午10点左右才起床,中午去市场买菜,下午开工,晚上则是酒吧最忙碌的时候,“就算没有客人,酒吧也不能关门,怎么也得开到午夜12点。”
其实生意也不是一直不好,就是起起落落,让人心里忽上忽下。从2023年年底起,大理地区的旅游就恢复得很不错了,2023年暑假时,喜洲古镇的客流量基本跟疫情前差不多,赵磊的酒吧一晚上十几张桌子都是满座。
“焦虑肯定是会焦虑。”赵磊说,即使转型做咖啡馆和酒吧,收入也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左右,而房租、水电费等成本每天就要700多元,“这还不算我和妻子的人工费。”2023年有段时间,他曾经尝试把店铺转租出去,但根本转不出去,后来赵磊也想开了,“干脆就当自己租了个院子,在这里生活,享受了两年青山绿水好空气。”
大理喜洲。
赵磊甚至觉得,这两年喜洲变得越来越好了,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快,有几条路都是2023年以后修好的,另外刚刚修建好的洱海生态廊道更是美丽。有时,赵磊早起会沿着洱海生态廊道慢跑,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水面,一边是盛开的鲜花,不时还有白鹭掠过,让人忘记许多烦恼。“几十公里连在一起,不允许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进入,当地很多老百姓去散步,游客也喜欢在那里骑行、徒步,非常舒服。”让他印象最深的是,2023年疫情刚暴发那阵子,街上的店铺都关闭了,到处都贴着转让的纸条。然而渐渐地,这些店铺重新开张,虽然可能换了老板,换了营业内容,但是一条条街又重新变得生机勃勃起来,慢慢地又出来新的独立咖啡馆、网红民宿。有时,他挺羡慕街边那些小店铺,成本低好转型,也很羡慕那几家网红民宿和咖啡馆,永远都是客满状态。
赵磊想,疫情总会过去,等2023年旅游恢复了,他打算找人好好经营咖啡馆和酒吧,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就盘出去。“我们在喜洲生活了很久,想再去别的地方看看,找点别的事情做。”也许会回家乡,也许还会继续开民宿,通过此次疫情,他更好看大城市周边的民宿,“不过一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曲筱艺
编辑李铮校对刘军
图片采访对象提供
残疾人就业突围:今后身边有残疾同事,会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刚过上午11点,米娜餐厅迎来了第一位客人。一名服务员上前,头微侧,伸出一根手指摆了摆,客人随即也伸出一根手指,并点了点头。“一位吗?”“一位。”如果用语言表述,他们的动作就是这个含义。
这家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餐厅,开业14年来,累计安置了60多名听障残疾人。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3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81.6万人,其中按比例就业81.8万人,集中就业26.8万人,个体就业63.5万人,公益性岗位就业14.8万人,辅助性就业14.3万人,灵活就业(含社区、居家就业)250.3万人,从事农业种养430.1万人。
就业岗位不断新生,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成为你我身边的职场人。
融合、共享,这正是新的残疾人就业理念。残疾人就业专家、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廖娟认为,残疾人就业面的扩大与社会的多元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残疾人的就业渠道,“今后身边有残疾同事,会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米娜餐厅里,手语是第一语言,听障员工用手语表达出餐厅名称。受访者供图
“手语餐厅”14年间接纳60多名听障员工
北京城区径直往东,六环外有个因艺术家众多而闻名的小镇宋庄,总是熙熙攘攘的长街小巷里,有一家格外安静的餐厅。
这儿的服务员都是听障者,多数客人默契地和他们用手语及眼神沟通,也有不明就里的食客,进门后没有获得“热情”招待,显得有些拘谨。
店长芳芳及时上前给客人指了指餐厅门上“这里有听障工作者”的牌子,并递上纸笔让对方把需求写下。芳芳回应的速度极快,简单的手势动作解释不清时,她会飞快地写字表达。除了不能开口说话,她有很多办法沟通,甚至还会靠第六感——客人起身,是要买单还是询问卫生间的方向,她秒懂。
这得益于芳芳在这里工作了14年的经验。
2008年,纪录片导演苏青决定在宋庄开一家手语餐厅。当时,他刚刚拍完一部名叫《手语时代》的纪录片,将镜头对准听障残疾人,展示母语为手语的他们如何在社会中解决衣食住行的难题,自出生起就听不到声音的芳芳是这部片子的主角之一。
苏青想为听障人士做些更实际的事,帮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开餐厅是不二之选,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场所,他们有更多机会与外界接触,服务业的门槛也相对低,能让大家从头做起。”
芳芳辞去了老家残疾人艺术团跳舞的工作,决定北漂。作为最早的参与者,她和苏青以及苏青的女友米娜一起,从盖房、装修、研制菜品开始做起。2008年底,前厅仅40多平方米的米娜餐厅开业了,除了芳芳,另外还有4名听障服务员。
几名听障服务员来自天南海北,使用的手语都不统一,苏青不得不雇佣了一名专职手语翻译,帮助服务员和后厨沟通。“宫保鸡丁这怎么‘说’?一个人比划一个样。”为了让大家在餐厅内部统一用语,他抱着一块小黑板上了几个星期的课。
默契逐渐形成,手语翻译在开店一年后被取消,“因为有他在,服务员们会有不自觉的依赖,阻碍了眼睛和感觉的灵敏度。”苏青说。
现在,对于米娜餐厅的食客们来说,不过是把“你好,服务员”这句话换做一个眼神,一个举胳膊的动作,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餐厅开业前,苏青曾想要不要给每人定制一个胸牌,写明“我们是听障人,很高兴为您服务”的字样,避免让食客产生误会。但这建议遭到芳芳的强烈反对。
“那你要怎么让人家感觉到你的善意?对方以为你们不搭理人家。”苏青问。“微笑。”芳芳解释,“微笑就是最大的善意。”
在米娜餐厅举办的跨年活动上,听障员工为大家表演了手语舞蹈,图中第一排中间为芳芳。受访者供图
福利工厂里的带货青年
朱晨也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7岁那年因药物致聋,此后他的语言功能也逐渐退化。他是一个开朗而“健谈”的大男孩,打字速度很快,“我除了听不见,其他方面的感知并不落后。”
但成年走上社会后,缺憾被放大,找工作处处碰壁。后来他索性降低自己的预期,找一些体力活,在小饭馆刷碗,在洗车房洗车,在公共卫生间搞清洁。印象最深的是在一家星级酒店做服务生,他因被客人投诉遭解雇,对方的理由是“哑巴影响胃口”。
2010年,朱晨进入北京市亚美日化厂(以下简称“亚美日化”,现公司名为“北京迷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一名化妆品车间工人,算是抱上了一个“铁饭碗”。与别处不同,亚美日化的诞生,为的就是解决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
亚美日化成立于1987年,是北京市民政工业总公司下属的最早一批福利工厂之一,也是北京集中安置残疾群体就业人数最多的福利企业,累计安置了以聋哑人为主的近300名残障职工,不少员工已经退休。
福利企业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厂长张志利用“保稳定、保就业、保民生”来概括它的功能。2013年前后,全厂400多人中有65%都是残疾人。
但这样的福利企业正在成为“过去式”,企业的人力负担越来越重。不是没有办法缩减人工成本,一台6万元的面膜自动化生产线,1天的产能等于20个残障职工3天的产能。“那残疾员工怎么办呢?”张志利反问自己。
虽然人员负担重,但张志利说,北京市其他福利企业陆续关停后,这里仍承担着吸纳剩余残疾人的任务。“如果真的把他们推入社会自主就业,手工制造业都在缩减,一些人又上了年纪,很难再就业。”
张志利想到的出路是,让富余的劳动力走出流水线。培养一部分人去参与质检、包装、快递物流打包工作,而这些岗位拓展的前提是,销售市场要打开。
“小富即安的想法在阻碍我们发展,一个员工每个月拿到手不过五六千元,这在北京怎么获得更好的生活呢?”张志利说,政府做的是兜底工作,而每个残疾人要的生活绝对不能停留在刚刚温饱。2023年起,他们一边开始研发以“牡丹花”为元素的国货护肤品,一边琢磨市场,细分消费受众。
同年,另一件新鲜事在厂里出现。
流水线上的员工站在了手机镜头前,开始带货直播。原本就对视频拍摄和剪辑有偏爱的朱晨成了第一批主播,除了在厂里新装修的直播间,他还在灌装流水线、在打包仓库,用手语向网友们介绍产品,也讲述听障人的工作。他的视频里有文字说明和音乐,甚至会编演舞蹈、舞台剧。
朱晨经常戴着耳机,走路“听”,吃饭“听”,睡觉也要“听”着入眠。实际上,那是一副震动式耳机,朱晨用了6年,和耳朵接触部分的人造皮革都磨烂了。但这是他唯一可以“听见”音乐的方式——通过震动的节奏感受音律,再根据歌词揣摩歌曲意境,反复听直到烂熟于心,就可以在剪辑视频、编排舞蹈时“踩上点”。
打包车间的冯浩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直播行列,2008年他从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3年间,找工作几乎处处碰壁,直到2011年进入亚美日化,成为一名车间打包工。
冯浩对上镜并不抵触,他从上高中起就是北京市残疾人篮球队的队员,经常参加全国赛事,去年还代表北京参加了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男子听障篮球比赛,并获得冠军。
他们在工作岗位开播,通过朋友圈推广,树立自己的IP,成为工厂的一个分销平台。“人人都是推广员。”张志利说,视频恰好也满足了消费者的探店心理,企业和员工获得双赢。
试水初获成功后,北京市残联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顾锦荣从中看到了残疾人就业的另一种可能。
2023年,北京市残联牵头并委托北京亚美日化厂组织了一次面向全社会残疾人的直播带货培训,共有228人参加。截至目前,参与过培训的残疾人超过600名。
冯浩是亚美日化的车间包装工人,也是一名手语带货主播。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
镜头前的残疾主播
今年3月,中国残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印发《“十四五”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其中强调,“十四五”时期,要大力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从事残疾人就业研究的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廖娟认为,用人单位如果能做残疾人职业培训,会更有针对性,也更能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一家单位有了经验,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
2023年5月,北京市东城区残联也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直播带货培训。这是东城区残联就业部的一次新探索,培训负责人王子萦说,“整个社会的就业市场都在变化,我们残疾人也一样要想‘新招’。”
之后,东城区残联从参加培训的50名残疾人中选了十几位优秀者成为主播,2023年初组建了东城区残疾人萤火虫直播带货团队。当年四月,第一场直播在残联一间20多平方米的闲置办公室内开始了。
这场直播由颜霏和雪菲两人搭档完成,她们推荐的是几款永生花工艺品。
很难将她们和残疾人联系起来,颜霏长发半扎在脑后,一身黑裙搭配一条大色差的丝巾,优雅知性。在推荐一款永生花工艺品时,她摘下工艺品玻璃罩时差点碰掉了旁边另外一件商品,失误并非由于她大意,而是看不清。
颜霏是一名视力障碍人士。12岁开始视力模糊,18岁确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一种罕见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按照病例统计,最多到50岁就会全盲。”现年37岁的颜霏眼中的世界是“管状的”,视野被圈在差不多1米的范围内,而且,“管子在逐年变得狭窄。”
镜头前的雪菲在红裙衬托下面色红润,言语交流和神态一切正常。但若细观察,每次展示商品的时候,她的右臂会刻意躲闪开。2023年,35岁的雪菲被查出乳腺癌,手术将她乳房和腋下淋巴大面积摘除,导致右臂水肿,虽然外观与左臂无异,但它实际上最多只能承受5斤的重物,切不动菜、端不住碗。2023年,雪菲被鉴定为肢体残障人士。
她们过去都有光鲜的工作,雪菲在生病前是年薪50万的制片人,但成为残疾人后,找工作处处碰壁。“也就是说,你只能抱得动两三个文件夹?”“胳膊抬不起来,持续打字也不可以?”
直播带来了新的机会。雪菲过去的工作是出镜采访,离开职场3年后她重新回到镜头前,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药物的作用下“脸大了一圈”,而真正的变化是她在镜头前重新有了“输出”的机会,她感觉自己又与职场有了关联。今年,她还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这正是王子萦觉得直播带货培训与以往职业培训的另一个不同,“它的就业增效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残疾人通过这个方式获得的收益是过去的两倍,他们自己就是就业增收的主宰。”
运行一年后,如今萤火虫直播带货平台聘请了两名全职残疾人主播,和35名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和心智障碍的残疾人兼职主播轮流上岗,两人一组搭配,完成每周三次的直播。
效果最好的时候,主播在两个平台同时进行两个小时的直播,一次收益能达到800元。“帮他们挣到钱了。”王子萦说。
2023年的助残日,雪菲和同伴在直播间里分享残疾人的故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残疾人的关注。受访者供图
意义非凡的善举
苏青也把“手语餐厅”的模式推广到了其他公司。从2011年开始,他和芳芳给多家有意雇佣残疾人的公司进行培训,规模最大的一家创业公司后来在天津开了新工厂,苏青获悉,两年前,这家公司已经安置了超过一百名残疾员工。
苏青关注听障群体,是因为哥哥也是一名听障人士,他了解一名听障人士在健全人群里的孤独,对自己餐厅的定位是,“手语是第一语言。”
廖娟在调研中接触过很多雇佣残疾人的企业主,她发现其中不少人自己就是残疾人或者身边有家人、朋友是残疾人。“能让他们接收残疾员工的首要因素是他们懂残疾人,在曾经的相处中打破了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而且他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帮助残疾人。”廖娟看来,培养企业、雇主接收残障人士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让残疾人顺利就业的重要一环。
薄岚不介意自己的残缺被人看到,她愿意帮助大家打破对残疾人的陌生感。受访者供图
薄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尽管9岁那年的一场车祸导致她左下肢截肢。事发后不到一年,她被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选中。此后,她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参加训练,并代表北京市参加了诸多大型比赛,在高二那年获得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冠军。
从首都经贸大学毕业后,薄岚第一次真正走入社会。她曾在面试官的眼神中读出过犹豫,“雇佣你,公司要不要额外照顾你?”后来,她进入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还曾在服务困境儿童的国际公益机构工作过。2017年,在北京市残联的推荐下,经过层层筛选,她进入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工作。
顾锦荣告诉记者,北京市残联每年都要从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挖掘一些岗位,再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人。让像薄岚一样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职业背景和素养的残疾人有机会进入好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作为残障人士,薄岚毫不避讳自己的不同。假肢佩戴时间长了,她会摘下来放在一旁。如果有人问她,她也很乐意聊一聊自己的情况,甚至不介意调皮的孩子拿起来掂一掂这条“腿”有多重。
在她看来,他人的不了解,是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她愿意帮助大家打破这种陌生感,展现残疾人的更多可能性。“无论我们有何种的不同与差别,我们都有一样的权利和需要,而不是放大残障的属性。”在这个认知下,薄岚不仅接受了自己的残障,也开始学会用更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别人的不同。
不受歧视,平等就业,是薄岚一直追求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努力给残疾人提供这个机会,“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善举。”
新京报记者张静姝实习生王晓晨
编辑刘倩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