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意格加盟店 倒闭

绿地、远洋、金地、绿城、万科，房地产行业的五家“公众企业”

文丨地产三哥

多年前，三哥还在商海泅渡。

曾经遇到过两位前辈，成功的从小船上了大船，乃至上了岸。

一位前辈创办二十多年的工厂，由一家央企地方子公司投资控股了，之前工厂的经营并不出色，三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作为它的供货商，三哥有时必须要接受频繁推迟的账期承诺。

饶是如此，他在当地的民营同行中已算是矮子中的将军了。

自从跨入央企序列，虽然只是地方末梢，那感觉也是鸟枪换炮，对供应商来说，“账期尽管推，不供货算我输。”

另一位前辈的上市公司，经营的不错，但在行业中如果想要持续领先甚至进入全球竞争，也有资源瓶颈，最终引入一家央企战略投资者成为公司大股东。

效果直接反应在股价上，几年时间股价蹭蹭蹭的翻了几番。

那种安全感，就像刷在农村墙上的广告：“XX银行，国家信誉，存款安全”，直抵心灵深处。

当然，这个XX银行不是出事的那几家村镇银行。

说起国资入股这事，6月1号，建业地产喜迎国资入股意向，投资者河南同晟置业有限公司收购29.01%的建业地产股份，此外还会认购7.08亿元港币的可换股债券。

河南同晟置业是100%的国有股权。

如果最终协议在7月1日之前签订，“92派”代表人物胡葆森先生成功混改。

一、大清朝的黄马褂在大清朝，赏穿黄马褂是一件莫大的荣誉。

整个清朝，只有三种人能够穿黄马褂：

第一种，皇帝巡幸时的随从和卫护。

“凡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前引十大臣、护军统领、侍卫班领，皆例准穿黄马褂”，其目的是为了壮观。

第二种，皇帝狩猎行围时侍卫、大臣、亲王。

满清一朝，能扈从热河的，还能参与射猎、比武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御前大臣、乾清门大臣、侍卫及文武诸臣，以大射中侯，必特赐之（黄马褂），以示宠异。”

第三种，有勋绩的高级军事将领或统兵文职大员。清末在镇压太平军、捻军时，很多文武大臣都曾得到赏穿黄马褂。

黄马褂虽然都是黄色，但也有色差。

在清代服制的色泽礼仪规定中，黄色有明黄、金黄、杏黄等多种类别。

明黄就是淡黄，是皇家的专用颜色。

一般贵族只能用金黄色，就是深黄色。

平民只能用杏黄色，就是发红的黄色，偏橙色。

据福格《听雨丛谈·黄马褂》载:

巡行扈从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长，皆例准穿黄马褂，用明黄色。

正黄旗官员、兵丁之马褂，用金黄色。

勋臣军功有赏给黄马褂、赏穿黄马褂之分，赏给只所赐一件，赏穿则可按时自做服用，亦明黄色。

黄马褂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从显摆角度来说，效果比深圳多少台宾利车、上海多少套房强多了，黄马褂有钱不一定能买的来。

从实际功用来说，堪比过去的软猬甲、今天的防弹衣，因为有最强有力的信誉背书。

黄马褂中，明黄最为荣耀，金黄次之。

二、房地产企业中的5家“公众企业”绿地控股拟在6月20日召开美元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6月25日到期之4.88亿美元债展期等议案。

这个时节，美元债展期不寒碜。

6月13日，远洋集团也遭遇债券价格波动，不过很快企稳。据传涉及天津一个合作开发项目的的开发贷。

这个时期，眼看着项目亏损，想要提早退出是人之常情。

绿地控股、远洋集团都是国有资本占大股，也是非典型性国企。

与绿地控股、远洋集团类似的股东结构的头部房地产企业还有：万科、绿城、金地。

监管部门对它们的分类属于“公众企业”，而非国有企业。

它们的董事会结构如下：

万科地产：

大股东是深铁集团，持股27.89%，背后是深圳市国资委。

“7董事+独立董事4人”的董事会构成。

董事7人中，来自深铁集团（深圳市国资委）的4人。

绿地控股：

国有背景股东是：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5.82%、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55%，背后都是上海市国资委。

“7董事+4独立董事”的董事会构成。

董事7人中，来自上海城投的2人，来自上海地产的2人。

绿城中国：

国有背景股东：中交集团持股28.338%，为大股东。

九龙仓集团持股22.298%为二股东。

“8董事+4独立董事”的董事会构成。

8名董事中来自中交集团的3人，九龙仓1人。

董事会主席张亚东曾经担任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大连市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金地集团：

大股东依次是：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9.83%，深圳市福田投资持股7.79%、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5.43%。这三家都算部分或者全部的国有背景。

“9董事+5独立董事”的董事会构成。

9名董事中来自富德人寿1人，大家人寿1人。

远洋集团：

大股东、二股东分别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股29.59%，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29.58%。

“8董事+5独立董事”的董事会构成。

8名董事中，来自中国人寿的3人，来自大家人寿的2人。

从股权比例和董事会人员结构来看，因为国资没有控盘，所以，如果要论黄马褂的颜色，这五家“公众企业”只能穿金黄色的，还算不得“明黄”。

正宗身穿“明黄”黄马褂的头部房地产企业是：

招商蛇口、华润置地、保利发展、中国海外发展。

三、洋人也要剃发、易服、降薪商人中也有穿黄马褂的，胡雪岩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顶，穿黄马褂。

广州十三行的商人因为捐输，也被赏穿过黄马褂。

当然，后来胡雪岩破产抄家的时候，朝廷肯定要“褫夺黄马褂”。

外国人，也有被赏赐黄马褂的。

同治借师助剿太平军，戈登助李鸿章进攻宜兴、溧阳、常州，叙功，赐提督品级章服。赏黄马褂、花翎。

也是同治年间，曾任福建船政正监督法国人日意格，也被授予顶戴花翎和黄马褂。

日意格在福建船政任上月薪高达白银1000两，比时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还多400两。

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中讲到:

“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剃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

按梁启超的说法，剃发、顶戴花翎、马褂等等并不是一直都有的，清军入关后才有的。

让对大清朝有贡献的商人和外国人穿黄马褂，是正常的表彰事件。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清朝早已经被埋进故纸堆中。

以史为鉴。

今天，不但不能给商人和外国人黄马褂，还要和戈尔、日意格等人谈话，让洋人也剃发、易服、降薪。

遵照行事者，才可能有资格获赏黄马褂。

左宗棠与福建船政局——在列强嘴中夺下自己的“肉”，有多难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借助法国技术力量创办的军事企业，船政局主要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也可知船政局并不仅仅只是一座军工船厂，它包含着洋务派对“救亡图存”的努力与思考。在那个帝国主义入侵，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时代，除了面对帝国主义“吸血鬼”般的嘴脸，还有顽固守旧官僚主义的背刺，你也可知它的起步有多难。

一，船政局的创始人——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885年），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一个没落的小地主家庭，世代以耕读为生。左宗棠十四岁首应童子试，1832年参加湖南乡试，以“搜遗”之首而中举。此后，他曾于1833年、1835年、1838年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但都名落孙山。三次会试的失败，使左宗棠“绝意进取”，放弃了科举道路，留心农事。

“搜遗”是指主考在发榜前复阅落选的考卷，发现优异者临时补取。

1852年，太平军逼近长沙，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招左宗棠入幕。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后，左宗棠告辞归家。1854年，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后，派人请左宗棠出山协助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由于左的卓越才识才能，又由于骆秉章的高度信任，放手使用，加上任职时间较长，左宗棠在第二次幕湘期间，施展了一番作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850年，左宗棠由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又以当时太平军攻克杭州，再破江南大营，声势大振，清政府军情紧急，迫切需要“讨贼”人才。左宗棠受到谕旨后，立即着手规划，募选五千人，训练备调，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楚军，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

晚清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并发动一系列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再加上清政府本身腐败与农民起义不断，八旗与绿营战斗力腐化已久。使得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办理地方团练，广开兵源并自筹军费。军事地方化程度步步加深，导致地方军事首脑拥兵自重，势力迅速坐大，形成了同中央分权的一股重要力量，从而加速了中央政权的衰微。

1861年，慈禧太后上台掌权，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左宗棠接任浙江巡抚，并联合英法组织“英法干涉军”，在其协助下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四月，左任闽浙总督兼巡抚事。

对于勾结外国雇佣军镇压农民起义，左开始还是有顾虑的，但看到“干涉军”积极帮助夺取浙江，又说他们“忠义奋发”。当然，对于时代所限，有些事还是不能苛求太深，毕竟左宗棠本质是封建地主官僚代表。

1865年，左宗棠正式走入福州，进而攻陷漳州，太平军退至广东镇平。左宗棠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清军清绞太平军余部。也就在此时，左宗棠凭借自己总督闽浙的权力和一些地方督抚的支持，开始奏请创办船政局。

二，左宗棠创办船政的前期准备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很多事情用现代人的眼光，完全是愚蠢加愚不可及。如林则徐在广东，在向美国旗昌洋行购买用商船改装的“甘美力治”号做兵轮时，就于1840年10月（道光二十年九月）向道光提出了自己“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的奏议，道光帝却给予斥责。

左宗棠从青年时起，就研习林则徐、魏源的著作，并对他们的思想主张推崇备至，他称林则徐为“天人”。还多次真诚地表示他是林则徐事业的继承者，并在林则徐告老还乡经过长沙时，左宗棠还亲自去拜会时。左宗棠能升官如此之速，除了真有才学外，也有诸如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保荐。

1866年2月，镇压了太平军余部之后，设厂造船就成为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为此左宗棠找来二位“老朋友”——法国人德克碑与法国人日意格。这二人都是军官，也是“英法干涉军”的正副统领，参加过对太平军的作战，其中日意格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侵华战争。

左宗棠正是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认识这二位的。当然，这二位不懂造船，只得算中间商（疯狂赚差价），负责买机器（向法国买过时机器与技术）与管理外国船工。

人暂时是凑齐了，剩下的就是钱了。清政府是同意左宗棠建船厂，但与组建地方团练对抗太平军一样，得自己找钱，这个出钱方就是海关总税务司。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启动经费为47万两银子，全部由闽海关拨付。此后，闽海关每个月拨付5万两银子，作为福州船政局的日常运行经费。

首先说明一点清政府的海关税务司归西方列强管，具体就是英国，法国与美国三国。把海关交给外国人管，是清政府自愿的，非列国强迫。并且，海关税务司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筹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支付过大量启动资金。

这事要从1853年说起，当时受太平天国与福建小刀会起义影响，上海爆发起义，清朝江海关（上海海关）的官员直接跑路了，江海关就停止了运转。人是跑了，可外国商船还在港口等待着，英国、法国、美国三国领事商量了一下，由三国各派一人，组成税务司，代替清朝政府管理江海关。

二年后，起义平定，清朝海关官员又回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英国、法国、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的税务司，将两年内收到的70多万两银子税款，一分不少地上交了。

清政府大感意外，因为在这之前，江海关官员上交税款主要看心情。心情好，就多交一点；心情不好，就少交一点，或者干脆不交。没想到，外国人竟然老老实实地将所有税款上交！清朝官员一想，不如干脆将海关交给外国人代管。

于是，1858年，清朝政府与英国、法国、美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写明：“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

从此，外国人开始把持中国海关。

外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后，海关税收节节升高。1861年，海关收入还只有552万两银子，到1910年，就增加到3534万两银子，增长了5倍多，要知道当时清政府的收入也就八千万两银子左右。外国人代管的海关，成为了清朝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一旦出现割地赔款，海关税务司的关税就是重要的赔钱来源。洋务运动极大部分的建厂费用都是由它出。

为什么列强会如此老实地交钱？为什么列强所收关税一年比一年高？二个字——鸦片。鸦片是暴利，百倍甚至上万倍的暴利，可想而知列强在中国是怎么了噬肉喝血。

三，福建船政局经营的困难

1866年，因为西北回民与捻军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为了保证船政厂不被强国控制与顽固派阻挠，顺利作业，左宗棠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

福州，中国船政博物馆

沈葆桢是清末重要人物，在这不多作介绍。只须知道此人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妻子是林则徐的女儿，林则徐很看中自己这位女婿。你就知道沈葆桢是铁杆的洋务派。

在左宗棠计划筹建造船局时，英国人就说“闻有开设船厂之举，明知无所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简意；造船是一件很花钱的钱，你们不一定搞得好，不如直接现买我们的船，便宜，所谓“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为便宜”。

左宗棠向来对英国人没什么好感，又上书总理衙门，对借船、雇船和买船的弊端，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当造船厂推向日程正在建造之中后，英国人赫德——海关税务司的管理者，借海关威胁清政府给沈葆桢与左宗棠施压，造船计划应该在“海关的保护下进行”。左宗棠顶住压力，一边向清政府解释船厂重要性，一边积极与法国人合作。

赫德与清朝官员合影

赫德对法国在中国的扩张影响所取得的进展深感不安，于是指使他的下属福州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出面活动。美理登一面对日意格的活动肆意造谣，一面向福州将军英桂递交《议试造轮船有欠妥协》信件，希望影响实权派人物，使船厂停办或使自己插足。

还提了这样两点：（一）“福州一口，亦不必用此多船，如欲奉公辑盗，有三四只轮船分巡台厦本口已足，多造十二只，并无所用”，“倘或事已成局，万难终止，则拟请将船只减少，只造四条”；（二）“请管理船政人员随时将应用银两咨商本口税务司核实勘估，按月咨报总税务司察核，转报总理衙门，庶几事有共商”。这除了企图从财政上控制船厂外，还希望船厂的发展能符合他们的愿望，即使海军永远停留在“捕盗”水平上而不致威胁其侵略利益。英国十分担心中国轮船制造业兴起，会破坏它对长江航运的垄断。

不过，福州将军英桂还算是明白人，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里指出：“美理登所云各节，名为中国节省经费，实则暗中阻挠……“。美理登在这个阴谋破产后就制造谣言，声称：奉有本国及法公使“委其协同管理”的饬令，谓得总税务司赫德信，已承总理衙门允准会办。并进入京师，即往法公使馆活动，“欲谋入船局”美理登与赫德等人策划之后，即公开向船政大臣沈葆桢提出：“派伊为正监督，将日意格、德克碑改为左右副监督。”但同样遭到左宗棠和沈葆桢的拒绝。

美理登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并未停止活动。1870年左宗棠向国外购买了飞轮炮六箱，由船政局代办。1870年4月23日，由外国轮船运装进闽海关，被扣。据美理登称，轮船“载单”所填系水银，而所运却是飞轮炮。美理登借口违反海关章程，将炮扣留，拒绝发给“关单”，声称：“此炮六箱，可以全行取去，不准运回船政局。”事发后，事主解释说：“飞轮炮内有弹子，洋船不肯装运……故单上只载水银字样。”福州将军文煜不得不出面交涉，函照美理登，要求发还。美理登却节外生枝，声称：“购买军火，早经总理衙门定有章程，必须先行请照备案，应准采办……若船政大臣置办军火，不先通知，似恐上行下效。”他还进一步指出：“按照约款，舱口单不符，船主应罚银五百两。”

显然，他此举的目的仍在向船政局施加压力。如他所说：“今敝司饬罚船主，想该船主亦必禀求领事向船政大臣或香港代办讨取。”他提出罚款五百两外，还企图将事件上报总税务司，使总税务司、英国领事共同插手船政，达到染指船政的目的。但沈葆桢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函请福州将军称：“执照所以杜私，既请免单，必非私贩。”免单与执照有同等效力。福州将军不得不咨文税务司，要求将飞轮炮解还船政衙门。几经周折，直至5月26日美理登才向船政局表示：“系属官物，自应给还”，“至罚船主一节，似亦可勿庸议”。

同年，英副领事贾禄企图在船政界内建副领事馆。他声称：“兹有英国委派督办工程官，由上海前来勘定马尾山顶，英商天裕行永租地段一所，业与转租成议，惟该地三处内，有船政衙门地界，齿牙相错，致势面未能方正……查此三处之地……尽可凑成起盖副领事衙门之用。”就是以船厂所建之地，混插英国公馆界牌以要挟。同样由于左宗棠和沈葆桢坚决反对，副领事则不得不作罢。

事实说明，由于中国的落后，洋务派创办的船政局，一开始就是外国侵略势力争夺的对象。

除了英国人搅局外，船政厂内还有法国人内斗。左宗棠任用日意格、德克碑二人分别被委任为正、副监督，只因日意格会汉语。但在”中外干涉军“内德克碑的地位是高于日意格，因此德克碑很不满，二人经常因一些事内斗。

不过这些还只是船厂内部的事情，还在控制范围内。最不好办的是清政府内那些顽固守旧派。这派势力尤为庞大。他们大多是以空谈“义理”相尚或从事琐碎“考据”学问的人，身居要职，养尊处优，很少涉猎时务，以至于他们的视野所及不出国门之外，对时局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

他们对近代多变的世界局势及复杂的中国国情的估计仍然依旧，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虚骄自大，盲目排外，一味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教条，抱残守缺，反对任何改革，幻想事事师古，照老样子继续统治下去。

顽固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想当于现在一些键盘侠，根本不同你讲道理，你还不得不与他们花时间讲道理，甚至对喷。而且还不能不喷，因为清政府极大多数就是这群人，话语权在他们手中，不据理力争，没一件事能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