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本土杏去哪了?市场上不常见 很多品种只可现场采摘
进入夏季,又到了不少水果上市的季节。作为原产中国的杏,也已上市1个多月的时间了。市场上,新疆、四川等地的杏应有尽有,但唯独鲜见北京本地杏的身影。北京的杏都去哪了?新京报记者带着问题,走访了平谷、延庆等地发现,百年品种品质依旧,仍然受到大家的青睐。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元浩称,由于属于鲜食水果,产量低、运输难,北京的杏基本上以采摘为主,并不流向市场,市民想要吃到地道的北京本土杏,还需前往果园自己摘,而杏的采摘期可持续到7月底。
北京本土杏代表之一,北寨红杏。新京报记者李傲摄
平谷:市民驱车百公里慕名来买北寨红杏
说到平谷的水果,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大桃,其实,在平谷本地北寨红杏是可以与大桃齐名的。为什么不是平谷红杏,而是北寨红杏?当地人表示,因为只有这个村子里种出来的才是那个味儿,“别的村子也有种这个品种的,但口感上不如我们。”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的北寨村,距离市区100多公里。地处深山,被群山包围的小村落因一颗小小的红杏而出名,这里的红杏是很多北京人公认的好品种,不仅如此,北寨还有着“中国红杏第一村”的美名。
日前,记者驱车前往北寨村,还没到村口就看到停放了很多车辆,往里走去,空气中便飘出阵阵杏香。来到村里卖杏一条街,可以看到里面人山人海,叫卖声此起彼伏,在北寨客运站周围大概就有20多个摊位。
北寨客运站周围不少卖杏的摊位。新京报记者李傲摄
一位摊主跟记者表示,这不算最火的时候,“6月底红杏刚上市的时候,来的人更多,路都被堵死了。就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们刚刚摘下来的杏立马都被人买走了。”
北寨红杏的售价在20元一斤左右,比市面上别的品种杏的价格略高,但大家的购买热情依然高涨,“就冲着北寨红杏这个品牌来的,在市里头根本买不到,贵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家住朝阳的刘女士说道。
刘先生是本村人,在这里已经种植20多年的杏树了,在北寨村,他有近700棵杏树,主要以北寨红杏为主,但也有一部分别的品种。刘先生带着记者来到他的果园,记者看到,树上的挂果不算多了,“北寨红杏是中熟品种,6月底上市,一直可以持续到7月中下旬,现在已经摘了一半以上了。”
刘先生称北寨红杏之所以受欢迎还是因为口感好,“这里的杏味美汁多,甜酸可口。”说着,他便从树上摘下一颗,杏果黄里透红,用手轻轻一掰就开,记者咬上一口汁水丰富,浓浓的杏味充斥着口腔。它不同于别的品种,北寨红杏甜度和酸度都很高,“这个杏稍微有一些酸味,但不至于倒牙,与甜味正好中和了,味道刚刚好。有些比它名气大的杏,像是歇马杏吃起来味道就比较淡。”
刘先生正在从树上摘杏,他在本村已经种杏20年了。新京报记者李傲摄
据介绍,北寨村家家户户都在种杏,而他们最开始选择种杏,都离不开村南面的那棵百年杏树,“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村里人发现有那么一两棵杏树结的果子特别好吃,于是大家都从那上面嫁接。以前技术不成熟,成功的少,但可以说我们村每户人家最开始的杏树都是从那棵树上嫁接出来的。”不过,刘先生遗憾地表示,前几年那棵百年老树枯死了,村里人将古树的树桩保留在了原地。
据了解,刘先生的杏年产量有一两万斤左右,主要的销售渠道为采摘,“在市场或是超市是买不到北寨红杏的,由于杏不好储存和运输,我们基本上都是现摘现食,本地可邮寄,但购买完不宜久放,如果放冰箱里存放,3至5天内要吃完。”
延庆:今年减产过半香白杏更受欢迎
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鲜食杏基地,香营乡新庄堡村也被称为北京的“杏花村”。这里的杏树基地种植鲜食杏和仁用杏就有近万亩。北京华海园艺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顺海跟记者表示,新庄堡村种植着一百多个品种的杏,包含了杏的整个上市周期,“每年6月初,骆驼黄等早熟杏便进入采摘期,6月中旬,红金针等中熟杏成熟,7月中旬,串枝红等晚熟杏可开始采摘。整个采摘期可达到近两个月的时间。”
当地种植户张来元已在本地种植杏树22年了,他表示自己有100多亩地,也有近百个品种,但他称卖得最好的还是香白杏,“香白肉质细、汁液多,甜度高,香气浓郁,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个品种。”记者品尝一个香白杏,果然,这个杏果肉细腻,香甜可口。
张来元的果园在新庄堡村的一片山坡上,记者看到这里的杏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些杏还是青涩的,并未没有成熟,“这些是晚熟品种,等下个星期基本上就能采摘了。”
张来元在新庄堡村种杏,他的果园在一片山坡上。新京报记者李傲摄
记者观察到,与张来元的果园相隔不远的一片杏树林,树上没有挂果,询问才得知,村里不少种植户今年面临减产和绝收。看着满山的杏树,张来元惆怅地表示,今年的收成不好,“春天的时候,杏树进入开花季,但北京遭遇了倒春寒,开的花都被冻住了,之后这些花也就结不了果了。”张春来称,今年的产量是往年的三分之一,自己的三片果园,只有这一片还有些收成。
合作社负责人周顺海也表示,村里的杏减产严重,“与其他人相比,张来元算是今年村里收成最好的了,别的人家也有颗粒无收的。今年杏成熟后,也遇到了低温,尤其在山沟里种的杏更容易受温度影响。而春夏季雨水也多,很多杏因为下雨导致裂口,所以可以卖的相较以往减少了很多。”
据了解,这里的杏也是以采摘为主,或是通过合作社销售,但流入市场的并不多,“种植杏的成本较高,加上物流费用就不挣钱了。”张来元表示,他种植的香白杏售价为6元一斤,50元一箱。
海淀:玉巴达杏有百年历史还曾为宫廷贡品
在北京,另一个有名气的杏就要数海淀区苏家坨的玉巴达杏。据悉,这里的杏有500余年的栽种历史,史料也曾记载“卧佛寺面面皆杏花、杏树可十万株,此香山第一圣处也”,至今海淀西山一带仍然有许多野杏树。
苏家坨农服中心主任于宝海介绍,玉巴达杏最早受到喜爱可追溯到光绪年间,“在清朝时期玉巴达杏就成为了宫廷贡品,”于宝海说道,清《帝京岁时纪胜》、《光绪昌平州志》均有玉巴达杏的记载。“不仅如此,玉巴达杏之前还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之后享誉京城。曾有人专门作诗来赞美它‘北京西山苏家坨,金山龙泉凤凰坡。杏林春燕玉巴达,顺气宁心福乐多。’”
于宝海表示,玉巴达杏为早熟品种,6月初便可上市,“玉巴达杏成熟的比较快,半天的阳光就能让杏由青转黄,午后风过,熟透的杏就会噼里啪啦掉一地。所以我们当地有句话说‘只能人在树下张嘴等它,决不能让它等着。’”
玉巴达杏6月初上市,午后风过,熟透的杏会掉一地。受访者供图
据介绍,当地杏树的种植面积达4000余亩,玉巴达杏今年亩产可达800斤左右,一上市就销售一空,“我们这里的杏品质好,主要是这里山地的轻质壤土十分适合杏树的生长。虽然杏树为旱作栽培,但在春季的关键时期,果农们也会用山泉水进行浇灌,确保果肉质量。”
玉巴达杏分大小两种,大果单果重量可达70克,“这个杏果肉软糯香甜、饱满多汁、酸味较少、香味醇厚,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吃完果肉,拿东西把核砸开,里面的杏仁也是又甜又脆,没有一点苦味。所以北京本地人也比较认这个品种,每年慕名而来的顾客也很多。”同样,这里的玉巴达杏只在苏家坨镇售卖,市场上也很难见到。
专家:北京杏以采摘为主市场上很难买到
尽管北京本地有不少杏的种植基地,品种也较为丰富,但记者走访超市、市场等地发现,很难在这些地方发现北京杏的身影,目前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多数来自于新疆地区种植的小白杏,还有部分来自四川的杏梅。记者仅在昌平龙锦苑市场看到标注写有平谷杏的摊位,售价为5元一斤,但并不是北寨红杏。
昌平龙锦苑市场卖的平谷杏,5元一斤。新京报记者李傲摄
商户告诉记者,北京本土的杏较少,而市场上售卖的杏基本是外地品种,运过来后处于半熟状态,“杏要是全熟运输难度大,从外地过来基本上就坏了,所以这些杏摸起来还比较硬,存放两天后就软了,到时候再吃口感更佳。”
记者品尝了新疆小白杏,相较北京本土的杏会更甜,但杏味的浓郁度没有北寨红杏等本土杏高。而四川的杏梅味道更偏淡一些,酸甜适中。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元浩介绍,相比别的地方,北京本地杏的优势就在于口感和质量。
孙元浩称,现在北京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就是平谷、延庆、海淀和门头沟,“杏的起源是中国,而最初杏树并不是规模化种植,”孙元浩表示,以前的杏树都出现在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各家院子里的空地上总有那么几棵果树,有的就是杏树,这也都是自家吃的。近几十年北京才开始大面积种植。”
“说是大面积种植,但相比较新疆等地,北京杏的种植面积还是少,新疆种植杏树的面积就可达北京种植果树的总面积。因此北京杏的产量也比较低,基本上很难大规模进入市场。目前北京的销售方式主要以采摘为主。”孙元浩说道,“杏比其他水果要‘娇气’很多,不耐储存,不易运输,摘下后就要鲜食,所以北京往年都是现采现食,也很难销往外地。”
孙元浩表示,杏树种植难度不大,对土壤条件要求很低,但每年春天的开花期遭遇低温,会对产量有影响,“据统计,今年北京地区杏的产量比往年减少了一半以上,主要是遭遇了倒春寒,所以今年市场上可买到的杏也少了很多。”
尽管市面上很少销售北京本土杏,但依然抵挡不了消费者对它们的喜爱,“好吃的品种,大家还是喜欢的,到了采摘季可以看到大批市民周末都会到郊区来买。虽然北京杏产量低,但质量高,每个地方的口感也不一样,可以满足大部分人对味道的需求。”孙元浩表示,如果喜欢高甜高酸可以吃北寨红杏,不喜酸只喜甜可以吃玉巴达杏。“北京食杏的时间可以从每年的6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喜欢吃的人要抓紧了,现在还能赶上吃杏的尾声。”
新京报记者李傲
编辑张树婧校对陈荻雁
四川遂宁、乐山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公布→
来源:四川发布
2023年3月30日,遂宁市船山区新增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普通型),目前人员已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现将其活动轨迹公布如下:
病例现住址:遂宁市船山区滨江中路湖畔阳光里小区
近期活动轨迹信息:
3月19日-3月27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修建方舱医院。
3月28日,04:46-08:08乘坐K1452列车从长春到沈阳北(硬卧08车17号下铺),20:46-29日05:26从沈阳乘坐火车K704到天津(16车厢009中铺)。
3月29日,11:20-14:40从天津滨海乘坐国航CA4046到成都双流机场,14:40-17:30成都双流机场打野的(川J5683Y)到遂宁市船山区幸福街希望社区报备,18:00左右先后在遂州南路凯南商城服装店买衣服,在华通大药房(天宫北路373号)买药,在川满堂家常菜(幸福街204号)就餐,20:31在曾利副食店(永丰街62号)购物,20:37回到小区家中未外出。
3月30日,09:00左右乘坐出租车(川JGV398)到船山区犀牛堤广场便民核酸检测点做核酸检测,后乘坐出租车(川J3162E)约10:20左右到达大千世界潘家湾16栋8号1楼家庭茶馆,停留约30分钟,11:00左右乘坐出租车(川J18N27)到幸福街希望社区咨询事项,随后步行到涪江花园社区报备,后步行回滨江中路湖畔阳光里家中未外出。23:25被送至遂宁市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
2023年3月30日,乐山市新增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具体情况如下:
确诊病例(轻型)1:现居犍为县玉津镇,省外返乐人员。3月27日返回犍为县。3月30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市级专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已转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确诊病例(轻型)2:现居犍为县玉津镇,省外返乐人员,系确诊病例(轻型)1配偶,同一时间返回犍为县。3月30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市级专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已转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近期活动轨迹信息:
确诊病例(轻型)1:
3月27日8:52从省外搭乘9C8887航班抵达天府机场。12:28步行至天府机场地铁站,乘坐18号线在火车南站换乘7号线到成都东站。14:02乘坐G2851次列车到达犍为站。搭乘私家车至犍为县人民医院,随后回家(中央公园5期)。18:00步行至朋友家中(中央公园5期)。19:00外出前往西门口衣世界。21:10返回家中。
3月28日8:54前往鸿康大药房(安康店),随后返回家中,未外出。
3月29日17:00骑电瓶车前往犍为县人民医院。18:00前往中央公园D区黄家超市后返回家中。19:50前往惠宾超市。19:55离开超市回家未再外出。
3月30日凌晨接到混采初筛阳性通知,未外出。
确诊病例(轻型)2:
3月27日19:00前与确诊病例(轻型)1轨迹相同。22:30从朋友家中步行返回家中。23:45到惠宾超市,随后返回家中。
3月28日9:00到面面香面馆,随后返回家中。10:00骑电瓶车到东门农贸市场。10:40在黄家超市(丰业财富中心店),随后返回家中。14:30乘坐电瓶车至新里程按摩店。16:16到新里程按摩店旁红糖糍粑店。16:38到新里程按摩店楼下水果摊位。17:10乘坐私家车到朋友家中(清溪镇)。17:45到清溪高中。17:55乘坐私家车回家。22:00步行至南阳路384号小黄鱼烧烤,23:42返回家中。
3月29日14:00到朋友家中(中央公园5期)。17:32自驾到犍为县人民医院。17:42在中央公园A、B区中间的街头市场随后返回家中。19:30到朋友家中(中央公园6期)。21:00乘坐私家车至城市广场,22:00乘坐私家车回家后未再外出。
3月30日凌晨接到混采初筛阳性通知,未外出。
来源乐山发布、船山疾控
毛乌素:“沙漠”没有消失,只是被人类缚住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一辆汽车行驶在榆林市横山区沙漠治理与未治理的分界公路上(2023年8月4日无人机拍摄)。
拼版照片左图:1998年8月,榆林市靖边县郭成旺老人带着曾孙行进在沙漠中。老人的希望是:子子孙孙植树造林,直到沙漠都变成绿洲;右图:2023年5月22日,99岁的郭成旺老人(左)与孙儿郭建军抱着当年栽下的第一棵杨树,向参观者介绍当年植树的情景。本报记者陶明摄
前不久,“毛乌素沙漠在榆林消失”的消息,让许多人震惊、质疑、好奇、向往。最近,草地周刊记者行走陕西省榆林市境内毛乌素沙地腹地调查发现,已经很难看到较大片沙漠地表,一些影像作品拍摄沙漠题材只好到其他地方选址。但同时,在绿油油的植被之下,覆盖的腐殖质和土壤碳化层很薄很薄,扒开表层仍然是厚厚的又干又细的黄沙。
用当地治沙劳模和干部群众的话讲,毛乌素消失的是流动沙丘,而不是沙地。重建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恢复千年之前曾经的水草丰美,仍然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毛乌素沙漠”其实不是沙漠,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专家说,沙漠和沙地的形成原因有所不同。沙漠的形成以自然原因为主导,人为因素起辅助作用;沙地的形成人为因素起首要作用,自然因素为辅。但长期以来,毛乌素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沙漠”。
毛乌素沙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之间,沙区占榆林市56.1%的面积,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曾长久困扰着当地。“山高尽秃头,滩地无树林。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是许多上了年纪的榆林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而1000多年前的毛乌素并不是荒凉的模样。这里出土的史前遗址和汉代墓葬表明,毛乌素曾经水草丰美,有着成片的水田、成群的牛羊和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唐代以来,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元明以后更是滥垦滥牧。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乌素沙化程度达历史之最,逐渐退化成为不毛之地,已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流沙不断侵蚀,榆林古城也岌岌可危。
历史性转变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国家的支持下,当地人开始了近70年的治沙造林历程。如今,来到毛乌素,昔日的滚滚黄沙已蛰伏在绿油油的植被之下。蓝天、白云和无边辽阔的大地,组成令人流连的塞上风光。
2023年,第24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大会在榆林召开。联合国副秘书长莫妮卡·巴布在贺信中说,中国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主席国,希望中国在推动公约履约事业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让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智慧、方案惠及全球。
千年时光荏苒,毛乌素滚滚黄沙已被绿色植被所缚。而对那些誓将沙漠变绿洲的人们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1000多年前曾经水草丰美
“毛乌素”是蒙语,意为“不好的水”,荒沙地、盐碱水似乎是毛乌素的标志。但时光回溯千年,这里却是水草丰美之地。
石峁遗址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龙山时期至夏的遗址,占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雄踞在黄河流域苍茫的陕北高原上。在4000年前,石峁城是黄河流域的“王者之城”,其面积相当于故宫的5倍多,由三重组成,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绕拱卫中心,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都城型城市。
石峁遗址的核心区——皇城台依山势而建,从地面的河沟开始用石头包着夯土逐层垒起,石砌的城墙在4000年的风雨洗礼下依然坚挺。
登皇城台向四周看去,连绵的山,交错的沟——这是典型的陕北地貌,正如当地民歌中所唱,“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再往北去几十公里,就是毛乌素沙地。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中,4000年前的人们,如何修建起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古城?
考古专家表示,4000年前,这里地貌的起伏更为缓和,河流交汇、水草丰美,石峁古城及其周边部落不仅种植粮食,还放牧着大量羊群。
“皇城台出土了大量的羊骨,统计后数量约在几十万头左右。经过鉴定,这些骨是绵羊的,而不是现在陕北地区普遍饲养的山羊。”石峁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邵晶说,“我们推断,石峁古城的统治阶层,曾长期在皇城台设宴,招待各地的部落首领和尊贵宾客。这也说明,当时的石峁区域牧业已经到一定规模。”
石峁遗址还发掘出种植业的痕迹,因此考古专家们推测,当年这里并非现在所看到的景象,而有着较好的植被覆盖。这里也是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交汇之地。
史料显示,秦汉时期毛乌素地区是气候温暖湿润的绿洲。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汉朝尚书令虞诩在给汉顺帝上书的《议复三郡疏》载,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2003年4月,在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郝滩乡发现汉代墓葬十余座,其中一座土洞墓穴的玄室内壁有大面积彩绘壁画。壁画上部绘墓主人夫妻半身像。中部左角绘有邸宅四合院,院外右侧绘禾堆,禾堆右绘畦状分割水浇田,畦内长蔬菜农作物;水田前绘水塘,塘中养有鸭子,长着芦苇;中部右上角绘二人执锄于苗间,及一男子扶犁,执枝驱二牛耕地。最下部为山中狩猎图,绘奔跑着的兔子、角羊、野猪、虎豹及骑马射箭狩猎。这幅彩绘壁画所绘半山半滩的生活场景图,与今郝滩一带地形地貌相仿。
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神木锦界、横山党岔及米脂、绥德等地出土的大量东汉画像石所刻绘的农耕农作图、放牧图、狩猎图等,证明秦代乃至东汉时期榆林境内还是气候温暖湿润、生态环境优美的绿洲。
向沙漠退化的生态悲歌
陕西北部的榆林市,位于毛乌素沙地腹地,沙区面积2.44万平方公里。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立荣说,毛乌素的沙化有气候变化的因素,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从秦代起,榆林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繁,战火弥漫,人口增多。人们长期滥垦滥牧,加之这里气候干燥,生态环境越趋恶化,北部风沙区土地沙化不断扩大。到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到夏州等地考察时,这里已出现了“赤沙阜”“沙陵”,他在《水经注》中记载了这一情况。
唐朝之后,毛乌素的情况更加恶化,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当地已出现“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情形。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榆林城外之山已是“四望黄沙,不产五谷”,双山堡(在今榆阳区麻黄梁镇)至宁夏之花马池(今盐池县城)“榆林卫中、西路多黄沙环拥”。到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3年),榆林城已是“风卷沙土与城平,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城门无用之物”。
榆林当地的记录显示,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榆林沙区已有210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没,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39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6个县城、412个村镇被风沙压埋。
1949年6月时,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1.8%,榆林县(今榆林市榆阳区)东城墙被沙湮没,形同沙海“孤岛”,流沙蔓延至城南50公里的鱼河峁。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榆溪河床因流沙填充高出地面1米,时有决口。沙区所有河流终年浑浊,每年向黄河输沙量高达1.9亿吨。整个区域形成“沙进人退”的局面。
在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年近期颐的郭成旺老人回忆说,四五十年前毛团村周边都是黄沙,有时候一场风刮过,地里的庄稼就被沙子全埋了,村里人吃饭烧柴都很困难。
61岁的毛团村村民王文双说:“我小的时候,每年10月到来年3月就是刮风,真正是一场风刮半年。沙子到处飞,大白天遮得啥也看不见。村子周围都是沙,走上面半截腿都陷进去。”
一曲绿洲向沙漠退化的悲歌,在毛乌素哀奏千年;毛乌素人久为风沙所苦,却不知道“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愚公移山”治沙不已
黄沙埋地又压房,这样的条件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讨生活;但是也有许多当地人在风沙中坚守,寻找着转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林业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1950年4月,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东自府谷大昌汉,西到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的规划,国家林场建设与群众造林工程同步推进。
1981年,榆林当地政府又制定政策,提出可将“五荒地”(即荒山、荒沙、荒滩、荒坡、荒沟)划拨给社员,允许长期使用,所植林木归个人所有。1985年,榆林再次放开政策,允许承包国营和集体的荒沙、荒坡地。
在政策支持下,榆林有44万户农民承包“五荒地”900多万亩,涌现出不少千亩、万亩的个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户。郭成旺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5年,已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周边的4.5万亩沙地种树。“当时我就想种上树,挡住风沙,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郭成旺说,“开始的那些年,风沙太大了,种下的树常常一晚上就给刮出来。”他咬着牙继续种,慢慢地,树木扎下根,扛住了风沙并逐渐成林。
郭成旺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们接手继续种树。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他们将4.5万亩黄沙变成了林区。
现在,郭成旺的大儿子郭喜和也已年过古稀,他说:“我记得过去最想的就是让风沙变小,不要让我再看见那些风沙梁子。现在这些都实现了。”
“我爷爷那时候主要种的是杨树,我现在种的是樟子松。去年我还试着栽上了苹果树,过几年应该就能挂果了。”郭成旺的长孙、49岁的郭建军说,他最希望毛团村能有更多的经济林,村里人能从林子里见到经济效益。
25岁的郭涛是郭成旺的曾孙,从幼时到成年,他曾亲手种下不少樟子松,对这种四季常青的树木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我最希望的就是这些樟子松快点长起来,早日成材。”
如今的毛团村不仅不再惧风沙侵袭,还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王文双说,由于沙漠里种上了树,风沙变小了,加上政府引导,2009年东坑镇的蔬菜种植就成了气候。现在这里的蔬菜销售到广东、云南、浙江、四川等省区,还出口韩国和越南。
“现在我们毛团村环境好了,产业起来了。只要人勤快,蔬菜价格好,一家子每年挣个十几、二十万还是很容易的。”王文双笑着说,“当年这里到处是沙窝窝的时候,谁能想到还有今天的日子?”
科学建功缚百万流沙
治沙70载,原本有着“驼城”之称的榆林,森林覆盖率从0.9%提高到如今的33%,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明沙已经难觅踪影。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史社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说,中国的治沙技术在毛乌素沙地治理实践中,不断应用、改进和提高。
“上世纪60年代,榆林市在全国首创飞播技术。飞播并非把种子撒下去就行,地点、时间和种源都有讲究。当时没有定位系统,地面人员拿镜子或红旗站在四角,提示飞播区域。”史社强说,经过反复试验,种源最终确定为花棒等5种易活灌木,600多亩沙地通过飞播技术得到治理。
在飞播开展之初,治沙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为了研究什么植物才适合在荒沙扎根,就背着铺盖到沙区蹲点,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吃糠、套犁、种草,几年的坚持下,不仅筛选出合适的植物,还出“障壁造林”“开壕栽柳”等多种治沙经验。
与飞播同期推进的是,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了樟子松,填补毛乌素沙地缺少常绿树种的空白。“经过十几年的观察,我们逐步掌握了樟子松育苗、造林的成熟技术,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史社强说。
从一棵樟子松也没有,到如今的130多万亩,毛乌素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榆林市气象局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3年,沙尘天气呈现明显减少趋势。2000年榆林市发生沙尘暴40天,2014年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
随着榆林林草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史社强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着手进行新的研究。“植被面积大了,但是植被种类还比较单一。我们这些年陆续引进彰武松、班克松、长白松等树种,探索不同树种的混交种植。”史社强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韧性,但却充满希望。
2003年通车的榆靖高速曾是中国首条沙漠高速公路。曾频繁往返于榆林和西安之间的司机李宝卫清楚记得,十几年前走榆靖高速,道路两旁还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梁,放眼望去满目苍茫,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草方格沙障,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绘制了巨型表格。这些草方格主要用来固定沙丘,使流沙不易被风吹起,草方格上栽种沙蒿、柠条等易于成活的沙生植物。
如今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不仅看不到流动沙丘,连片的草方格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道路两旁延绵不断的乔木、灌木和草地。车辆行驶在绿色长廊之上,李宝卫感叹:“这条路变化太大了,哪里还看得出过去是沙漠!”
当地人说,现在要在榆林找片荒沙地那可真不容易,一直往毛乌素深处走,兴许才能如愿。榆林2000年至2023年的植被覆盖卫星遥感图片,印证着这一点——一整片黄色逐渐被绿意浸染。榆林也成为全国首个干旱半干旱沙区国家森林城市。
重建生态“万里长征”
现在,毛乌素的流沙已经蛰伏在绿色植被之下。但沙漠真的“消失”了吗?治沙者是否可以功成身退?
张应龙却说:“造林仅仅是遏制了沙化,治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的治沙基地位于毛乌素,被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拱卫着。夏日的午后,林间鸟啼虫鸣,一片岁月静好。
但他依然清晰地记着,初到这里时的景象——大漠风沙,日色渐昏,沙丘连着沙丘,起起伏伏延伸到天尽头,就像民歌里唱的“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
2003年,张应龙带着全部身家300多万元,一头扎进毛乌素治沙。多年过去,他把300平方公里无人区的植被覆盖率从3%提高到65%,形成38万亩的林草地。
“历史用1000年把草原、森林变成了荒漠,我们用70年把荒漠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有了绿色并不意味着沙漠‘消失’了。目前的绿色还很脆弱,还存在再次沙化的可能。”张应龙说,“只有生态系统实现了自我循环,毛乌素才有可能回到千年前的样子。”
多年前,张应龙就开始了重构生态系统的尝试。他的努力吸引了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团队。专家们在张应龙的治沙基地开展各项研究,也为基地的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经过多年的实践,张应龙找到一种叫“长柄扁桃”的灌木兼备生态与经济特性。“长柄扁桃根系特别发达,抓沙固土和适应能力更强;存活期长达百余年。一旦成林,能够长期发挥生态效益。”张应龙说,“一般灌木隔几年就需要平茬,否则会自然枯死。长柄扁桃却不需要平茬,能节省大量管护费用。其本身还是一种油料作物,有很好的经济价值。”
张应龙在基地中,辟出了长柄扁桃与紫穗槐的混交林、长柄扁桃营养钵大苗林地等多处“实验林”。他还利用毛乌素沙漠天然形成的“新月状”沙丘,试验种植葡萄、蓝靛果等经济作物;自建试验田,种植蓝莓、黑莓、沙地红枣等,希望沙区也能变成“瓜果之乡”。
张应龙的尝试还在继续,林地中出现了让人兴奋的变化。“2013年开始,不知道哪里来的榆树种子在林地里自己长起来了,到现在有几万株,说明这里的环境足以让种子自己生长。”
随后,15万亩的樟子松林地也带来意外的惊喜。“前几年我们发现,林地里长出了好多野蘑菇,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不敢摘也不敢吃。”张应龙说,“今年专家来一看,说是野生的牛肝菌、羊肚菌,而且品质特别好。数量又多,进林子随手就能摘一大捧。这可是个大产业!”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在张应龙的基地中发现了更为可喜的现象——这里林地中出现了“固碳”的现象,这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地肥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如何把沙子变成土壤?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把碳固定下来,土壤的肥力提升了,就能带出林下经济。如果这能实现,群众就能受益。那就真应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邵明安说。
在樟子松林中,一层层落下的松针铺满了地面。拨开枯枝落叶,能够看到,地面几毫米的土壤是黑色,捏上去有一定的黏性,呈现半沙半土的状态。邵明安说,这是碳被林地固定后产生的现象,这里的沙地正在出现生态好转的变化。“如果是自然修复,良性变化的过程非常缓慢,达到现在的样子可能就需要上百年。但是人工干预,加速了这个过程。”邵明安说。
对此,张应龙也很感慨:“沙地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破坏生态可能只要很短的时间,治理却可能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这么多年我深刻感受到,不是我改造了沙漠,而是沙漠教育了我。”
5年前,张应龙在治沙基地中引进了澳大利亚特有的鸸鹋,目前这些鸸鹋已经安居繁育成功。张应龙准备将这个不断壮大的“家族”放养在生态初步修复的基地林中。“把鸸鹋放到林地里,能清理树下杂草,减轻防火压力。它们将会成为沙漠生态系统实现自我循环的重要一环。”他说。
张应龙这两年还试种了30亩水稻,东北长粒香和宁夏的珍珠米都试种成功了,口感不错。他说:“沙漠里种水稻,因为太耗水并不值得推广,但我就想证明,这里有重建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系统。毛乌素沙地治理已经完成防沙治沙的第一步,进入护沙用沙的第二步,也开始向唤醒沙漠自我生态循环系统的第三步迈进。”
有人问张应龙:“沙漠治好了,你准备干什么?”
“如果有一天,毛乌素生态系统能够自我循环了,才能说明沙漠真的消失了。那时候我就可以滚蛋了!”张应龙说,“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决不会当逃兵。我会扎在沙漠里,继续唤醒沙漠生命的力量!”(记者梁娟、姜辰蓉、毛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