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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毛泽东说“骑毛驴也要去看看”

学生在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供图：黄石市委宣传部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供图：黄石市委宣传部

华新水泥厂旧址。供图：黄石市委宣传部

记者方立新、周甲禄、王贤、易艳刚

临近共和国70华诞，毛泽东手托矿石的巨型石雕像，成了这座城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打卡”地标，前来瞻仰、追怀的市民络绎不绝。

这座城市，享有“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的美誉，传说中这里的每块石头都“含金藏铜”；这座城市，以“青铜之都”“钢铁摇篮”“水泥故乡”著称；这座城市，有一处工业遗产旅游胜地——国家矿山公园，毛泽东手托矿石的雕像就矗立在公园的“日出东方”广场。

这就是湖北黄石，一座为自己是“中国近代工业摇篮”而骄傲的城市，一座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5年之内两次到访而自豪的城市。

开国领袖心中“有团火”

1953年2月19日，春寒料峭，毛泽东乘坐“长江号”舰艇视察长江。

天黑时分，他看到岸上灯光闪烁。随行的人告诉他这里是湖北黄石，毛泽东立刻提出要上岸看一看。

负责保卫的同志劝阻，说黄石连马路也没有，很不方便。毛泽东却说：“路不好，我就是骑毛驴也要去看看。”

据湖北省档案馆藏资料记载，下船后，毛泽东一行人直奔大冶钢厂。从炼钢、铸钢、锻钢到轧钢，毛泽东在车间从南走到北，把钢厂生产一线从头看到尾。

在轧钢厂，在４３０轧机加热炉旁，毛泽东仔细询问生产情况；在炼铁厂，毛泽东从工人手里接过蓝色看火镜，看铁水熔炼情况；在长江码头，毛泽东回眸长江边炉火闪烁的大冶钢厂，对前来送行的同志说：希望你们把这个厂办大办好！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５日，参加武钢第一炉铁水出炉庆典后的第3天，毛泽东原本要从武汉前往安徽视察。但他临时提出，要再到黄石去看一看。他这一天去看的大冶铁矿，是他一生唯一到过的铁矿山。据档案记载，毛泽东还再次来到大冶钢厂，登上平炉台和正在操作的工人一一握手，点赞钢厂“发展很快”。

5年间两次到同一个地方视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并不多见。这段佳话，一直是黄石人介绍自己城市的特殊“名片”。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黄石？只要我们回望70年前“一穷二白”的中国，回望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就不难理解，共和国缔造者心中“有团火”，使得他对这座有着中国近代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铁矿的“矿冶之都”投注了更多的目光。

毛泽东心中的那“团火”，就是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炉火，就是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梦想。而黄石，正是一座3000年炉火不熄的城市。

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个工业极端落后的“家底”。毛泽东曾感慨那时的中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工业的落后，最突出体现在中国“人均钢铁产量只够打一把镰刀”。

近代中国，从世界文明之巅“断崖式跌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之前，有志之士为救国强国不懈奋斗，却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矿冶之都”黄石的命运堪称缩影。

毛泽东曾指出：谈到中国的钢铁工业，就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不应当被忘记的几位近代中国人之一。因为，张之洞在清末主政湖北期间，为发展民族工业，减少对外依赖，实现富国强兵，创建了亚洲最大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的“钢铁之父”。在湖北省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完整的《汉冶萍公司志》。当年，比日本第一家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钢铁产量几乎占到全国钢铁总产量99%的汉阳铁厂，原料就来自大冶铁矿。可以说，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序幕，也是在黄石开启的。

但是，那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张之洞无力回天，汉冶萍无济于事。但张之洞等有志之士的努力，毛泽东没有遗忘；长江中游南岸的矿冶之都黄石，在毛泽东心目中仍有着重要位置。他领导站起来的中国向工业化进军，“骑毛驴也要去看看”黄石，完全合乎历史的逻辑。

60多年过去，这座因矿立市、以冶兴市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了哪些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开始了调研。

铜绿山上的“原火”

四周都是矿山、矿坑的铜绿山上，一栋三层小楼格外醒目，正门上方八个金色大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俊朗沉雄，出自对这里情有独钟、罕有题词的考古大家、“七国院士”夏鼐先生之手。

1973年6月，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矿工们在铜绿山露天采矿时，意外发现了13把深藏地下的铜斧。

考古学家们依据这些铜斧，顺藤摸瓜发掘出了一座座密如蛛网、迷宫般神奇的古老矿井。

66岁的黄石市博物馆原馆长龚长根曾参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最初的考古调查。据他介绍，同位素碳14测定，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最古老的矿井距今3200多年，可上溯至商代晚期，经西周、春秋、战国直到西汉，隋唐以后在早期遗址上继续开采，前后延续了13个世纪之久。

这次发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揭开了中国工业文明神秘面纱的一角。这座三千多年前的遗址，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采掘年代最长、冶炼工艺水平最高、保存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铜矿遗址，推翻了“青铜文化西来说”。

“铜草花、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就有它。”秋冬时节，游客们一路欣赏着褐紫色的铜草花，走近铜绿山古矿遗址博物馆。“铜草花形如牙刷，又称牙刷花，其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盛开就昭示着地下有铜矿。”博物馆讲解员张燕说。

拾级而上，遗址博物馆内，一处三千多年前的古采矿遗址令人倍感震撼。在采矿遗址旁的四方塘遗址，考古人员2012年发现了宋明时期焙烧炉，近年又发现了由数十座春秋时期的古墓组成的墓葬群——这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古代墓葬。

矿冶文化研究专家、湖北理工学院院长李社教带着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边参观边讲解，“研究发现，当时的先民已掌握一套相当先进的找矿、采矿、冶炼技术；解决了深井开采支护、照明、排水、运输、通风等技术难题，而且还使用鼓风竖炉炼铜技术，形成一套科学的开采和冶炼技术体系。”李社教说，“冶炼是人类从石器时代转向青铜器时代的转折点，铜绿山遗址发现的8座春秋竖炉，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炼铜的最高水平。”

昆明工学院一位教授抚摸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井壁流泪了。他说，我们以前给大学生讲塔接式框架支护技术时，举的是200年前英国的例子，没想到自己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解决这个问题。

对遗存的大量古炉渣抽样分析显示，其含铜量大部分小于0.7％，与现代科技炼铜炉渣含铜量差别不大。经专家考证，后母戊鼎、越王勾践剑的铜都来自铜绿山，铜绿山的青铜可铸造大量兵器，与楚国的强大有直接关系。

考古大家夏鼐对铜绿山情有独钟。1976年和1980年，夏鼐曾两次到铜绿山实地考察。1980年6月2日，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讨论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开幕式上，夏鼐第一个发言，他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作了《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的演讲。

1981年10月13日，古代冶金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夏鼐与殷玮璋详细讲解了铜绿山古铜矿炼炉与模拟实验，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兴趣。会后，世界著名冶金史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史密斯等一行8人专程来铜绿山考察古铜矿遗址。

当时，78岁的史密斯教授激动地说：“多么聪明的人民！我在这里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东西。”

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家麦丁教授说：“中东等地虽然很早就开始了铜矿的冶炼，但其采矿遗址的规模、冶炼用炉的先进程度等，均远不能与中国铜绿山古铜矿相比，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无疑是世界第一流的古铜矿遗址。”

李社教认为，铜矿的大规模开采需要精细的协作与分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证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代除了农耕文明，还有以黄石为代表的先进工业文明，这里的炉火三千年不熄，推动着中华工业文明不断发展进步。

1982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2001年3月，它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千年不熄的炉火

黄石不仅有铜绿山的古铜矿，铁山上长2200米、深440米、被称为“亚洲第一采坑”的大冶铁矿露天采矿坑，见证着湖北黄石市“千年铁都”的历史。

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大冶县志》称：“铜绿山在县城西五里，山色紫赤，每骤雨过时，有铜绿点缀土石之上，如雪花小豆，或云古出铜之所。”记载表明，大冶自古以来就是产铜的地方。

“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公元226）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南北朝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记载的孙权用黄石的铜铁铸造兵器的历史，镌刻在“亚洲第一采坑”旁的浮雕墙上，17组铜浮雕述说着大冶铁矿的千年采矿史，吸引游人驻足观赏。

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表明，黄石地区是中华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隋朝时期，晋王杨广下令在铁山南设置十座炼炉，铸造五铢钱；南宋时，岳飞令岳家军在大冶一带劈山开矿，锻造“大冶之剑”与金兵作战。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人，也留下了在黄石采矿冶炼的形迹。

在李社教、龚长根等长期关注黄石矿冶文化的专家看来，黄石炉火最旺、地位最高的时期应该在唐宋年间。据《隋唐五代史》记载：“唐天佑二年（905年），杨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治7年，积军储20万，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这是历史上对大冶“青山”作为冶炼之所的最早记载。秦裴也因置青山场院（场为采冶机构，院为行政管理机构），采矿冶炼，大兴炉冶，成为黄石人传颂千年的历史人物。

事实上，在秦裴之前，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曾在武昌县令任上，为当地的矿冶开发做出了贡献。韩仲卿离任时，老百姓为其刻石立碑颂德，执笔人就是因从永王获罪寓居豫章（今南昌）、常到武昌走动的大诗人李白。他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写道：“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烁，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李煜为南唐国主时，析武昌县三乡，与青山场院合并新设一县，根据《庄子·大宗师》“天地为火炉，造化为大冶”之语，取“大兴炉冶”之意，定名为大冶县。

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在黄石现今所辖的大冶和阳新设置兴国冶。大冶地区的铁山，成为兴国冶的铁矿石基地。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官铁年总产量为1800余万斤，洪武七年（1374年）兴国冶年产铁百万斤，足见当时铁矿开采冶炼之盛。

近代工业的星火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纪念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而建的怀盛亭就在“亚洲第一采坑”边上。

两年前，铁山区的新桥洞经过改造后被命名“宣怀门”。长江南岸的汉冶萍遗址内，树立着两座高7.2米的雕像，是为纪念均在72岁辞世的张之洞和盛宣怀……这些无不表明，这两位历史人物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钢铁工业是近代工业之魂。钢铁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西方近代工业日新月异，“富强遂甲天下”。而当时的中国处境十分窘迫：洋务企业需大量钢铁，民间所产土铁多不合用，不得不“动靡数百万”取自于西人。“即洋针一项极小之物，计每年进中国者，值洋七十余万元”。

更严重的是，一旦洋人煤铁不来，各工厂废工坐困。煤铁工业直接扼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咽喉。发展本土钢铁业，逐渐成为洋务派乃至朝野上下的强烈愿望。

1874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派幕僚盛宣怀到全国各地寻找产煤铁之区，同时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准备创办中国的钢铁工业。1875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1877年秋，被盛宣怀聘用的英国矿师郭师敦在勘矿报告中说：“大冶县属铁矿较多……现就探见铁层铁脉约有五百余万吨之数。若以两座熔炉化之，足供一百年之用。”此地的铁矿石净质为60%-66%，而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净质为70%，大冶铁矿足以与英、美等国所产上等铁矿相提并论。

黄石，这座三千年炉火不熄的矿冶“古都”，将发展近代工业、振兴民族工业扛在了肩上。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开始在湖北大兴洋务。4年后，他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投产，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位于大冶县的大冶铁矿，作为铁厂的原料基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其规模为当时东亚之冠。

为把大冶铁矿的矿石经长江水运运到汉阳铁厂，一条由铁山之麓开至江岸石灰窑的铁路，在1892年铺设完成。这座湖北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客货车及枕木均购自德国。

1896年，张之洞将厂矿交盛宣怀招商承办，改官办为官督商办。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启了公司的商办历程。

两人“承上启下”，联手开辟了中国现代钢铁工业。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民国元年的《东方杂志》记载：汉冶萍公司生产的铁在美国试销时，美国人“骇异宝贵”。因为洋铁加锰太少，使用时常有剥落之虑；而汉铁含有天然的锰，冶炼时还加锰矿，产品“刚中兼柔，锉削如意”。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品牌，汉冶萍公司产品屡屡参加国际国内各种展会，并多次获奖。

直到1919年鞍山钢铁厂建成投产，20多年的时间里，这家铁厂生产了中国90%以上的钢铁。

清末，大冶境内丰富的铜铁矿藏和石灰石，吸引了大量官方和民间资本涌入，陆陆续续出现十多家官办、民营与外资煤矿。1913年，汉冶萍公司筹建大冶铁厂（即大冶钢厂），1922年其一号高炉出铁。

黄石地区还分布着慈禧御批的远东第一水泥厂——华记水泥厂、中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大冶铁矿运矿铁路、中南地区第一大电厂——黄石电厂、湖北省最大的煤炭基地——源华煤矿公司、长江最大的运矿港口——黄石港。

李社教说，清末民初，黄石是中国唯一拥有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重工业部门齐全的矿冶工业基地，是近代中国民族重工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缕曙光。

然而，国家积贫积弱之下，这样的曙光显得太过微弱。在汉阳铁厂改造扩建过程中，盛宣怀既无法获得国库空虚的清廷的经费支撑，也没能从民间得到足够的融资，不得不与日本签订借款合同，并以大冶铁矿的矿石还本付息，一步步陷入日本人布下的陷阱……

从1938年10月大冶沦陷，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在大冶矿山掠夺走500余万吨铁矿石，占日本掠夺中国铁矿石的9.66%。档案记载，大冶铁矿从1893年正式投产到1945年，共计生产铁矿石2092.32万吨，被日本掠走1550.8万吨，约占总产量的74%。

在湖北师范大学教授、汉冶萍研究中心负责人蔡明伦看来，一部汉冶萍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史。汉冶萍公司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站起来了，企业才能有发展的空间。

湖北大学教授周积明说：“汉冶萍公司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时局扰攘，日债沉重，但最重要的是始终未能得到国家的支持。”

工业强国的薪火

站在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汉冶萍广场，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令人唏嘘：一边是为国产C919大型客机、港珠澳大桥、“神舟”“天宫”“嫦娥”等大国重器提供特种钢材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另一边是饱经沧桑而今只剩断壁残垣的汉冶萍高炉遗址。

这两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高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高炉，共生产两年零两个月，炼出25.8万多吨生铁，大都运往日本偿还日债。

1938年夏天，日军逼近石灰窑，并用飞机封锁黄石港上游江面。当年7月28日，蒋介石致电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继曾：“汉冶萍公司大冶化铁炉等，既不便拆除，应准备爆破为要。”随后，国民党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派爆破队将化铁炉、热风炉等重大设备和部分厂房炸毁。

国家的动荡不安、积贫积弱，让盛极一时的汉冶萍公司迅速衰败、名存实亡。1948年底，国民政府正式撤销汉冶萍公司，将其全部资产交由新成立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汉冶萍公司退出历史舞台。

抗战胜利后，华中钢铁公司想恢复一座高炉冶炼，但已经奄奄一息的国民政府既缺机件也缺资金，最后七拼八凑，只建起了一座66立方米的小高炉。

振兴民族钢铁业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1949年5月15日拂晓，解放军横渡长江，石黄镇和平解放。是夜，大冶县城解放，由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设石灰窑工业特区特派员。

当年6月12日，经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批准，将大冶县的石黄镇及铁麓、申五、上乐、下章等四个乡划出，成立“湖北大冶特区办事处”。

1949年9月29日，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湖北省大冶工矿特区”，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工矿特区。

第一任工矿特区区长刘金声曾说：“成立大冶工矿特区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发展工业商业，支援全国的解放。这个区域因为是工业区，上级特别重视，将来生产物资可以支援其他地方。”当时的矿区，共有4万余人口，厂矿职工便有5000余人。

黄石因为有矿冶，在近代中国占据了显要地位。与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在经受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刺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奋力创办民族钢铁工业一样，毛泽东等新中国缔造者们，对民族工业的落后也有着刻骨铭心的痛，都有一种浓厚的钢铁情结。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写道：“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正是这种浓厚的工业情结，让毛泽东在1953年和1958年两次到黄石视察。

在毛泽东视察的鼓舞下，1959年，大冶铁矿产矿石290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初，产量达到顶峰年产505.1万吨。作为新中国的“工业粮仓”，黄石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输送原材料，为振兴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

数据显示，从建市到2008年，黄石累计向国家贡献1.9亿吨铁矿、74.13万吨铜精矿、5400万吨原煤、5.6亿吨非金属矿。产钢2865万吨、铜270万吨、水泥1.25亿吨。直接上缴利税270亿元，累计贡献350亿元。

转型发展的“战火”

1950年8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电告中南军政委员会，将石灰窑、黄石港工矿区合并为省辖市，并定名为黄石市。黄石成为湖北省第二座直辖城市。

在国家建设时期，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全国十大特钢之一的大冶钢厂、全国十大铁矿之一的大冶铁矿、全国三大水泥生产基地之一的华新水泥、全国六大铜矿之一的大冶有色等27个重点工业项目如雨后春笋，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从全国各地涌入。

1956年，21岁的马景源从华中钢铁公司大冶技校毕业，跟全班30多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刚重建不久的大冶铁矿。此后，从电工到车间团支部书记，再到矿志办主任，参与编纂《黄石市志》《汉冶萍公司志》，他亲历了矿区的繁荣、衰落与转型。

马景源记得，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大冶铁矿最好的年代，有一万多工人，每年出产500多万吨铁矿石，“企业效益好，员工福利好，夏天冰棒、汽水都是免费的，大家干劲特别足”。

湖北理工学院长江中游矿冶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定兴说，大冶铁矿、大冶钢铁厂、华新水泥等大型企业的开办，直接带动了铁路和码头的建成、人口的流动，使得铁山、下陆、石灰窑连成一片，让这座年轻的城市迅速发展为长江之滨的矿冶名城。

从小在黄石老城区铁路边长大的刘文祥记得，20世纪90年代，蒸汽机车每天穿梭于老城区与几大工矿企业之间，既拉煤炭、铁矿也拉工人，数万工人坐火车去工厂上班的盛况令人回味。

工业的崛起，推动城市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黄石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一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中大放异彩，一路抒写着“黄老二”的辉煌。历史最高时期，黄石采掘业及其加工业生产总值占GDP总量的62％，成为仅次于武汉的湖北第二大城市。

如今，我们走近大冶铁矿，一个东西长2200米、南北宽550米、最大落差444米、坑口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巨大漏斗型矿冶峡谷令人惊叹。它是百年中国工业史的鲜活见证，也诉说着一座矿冶之城在资源逐渐衰竭后的创伤与重生。

“亚洲第一采坑”的形成，伴随着共和国的工业化建设。从1958年至2016年，工人们从这里累计采出原矿近1.4亿吨，生产铁精矿近8600万吨，为武钢提供的铁金属量占武钢生产全部生铁总量的70%。大冶铁矿成为名副其实的“武钢粮仓”。

经过日积月累，采矿排出了约3.7亿吨废石，废石堆在矿区周边绵延十多里，堆积出几座几十米高的小山。

在铜绿山下的大冶有色铜绿山矿生产车间里，矿石经过磨碎、浮选等工艺，将送到下游车间，生产出铜、铁、金等。1965年以来，这里每年还能开采矿石130多万吨。目前，从这里生产采集的矿石每年可生产铜1万吨、铁20多万吨、黄金500公斤。

驱车在黄石老城区走访，破败的街道、破旧的楼房、满眼的灰色调让记者感觉略感压抑。

绵延千年的“炉火”给这座因矿设厂、因厂建市的城市带来过辉煌，对资源的持续开采也让它承受着巨大的生态赤字：150多座尾矿库、几十万亩工矿废弃地、大面积湖泊污染、生态功能退化……黄石最多时有大小烟囱100多座，年粉尘量高达6000多吨，被称为“光灰城市”。

2009年3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黄石位列其下辖城市大冶位列第一批名单。

进入21世纪，由于全球能源市场、钢材市场和有色金属市场低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以及失业带来的阵痛更加凸显，让这个曾经的“黄老二”被宜昌、襄阳远远甩在身后，在湖北的GDP排名降到十名左右，矿冶名城站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重回“黄老二”，黄石没有大搞房地产，而是锲而不舍追逐现代工业梦，他们响亮地喊出生态立市、产业强市口号，计划打造先进制造之城。

曾是大冶铁矿矿工的阎红勇，而今成了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负责人，致力于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和同事们一起创造了“石头上种树”的奇迹。

阎红勇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矿区开始尝试在废石堆上种树，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发现了成活率较高的刺槐。此后30多年间，一代代工人前赴后继，在原本寸草不生的废石堆上栽种了120多万株刺槐，昔日的废石堆变成了面积达366万平方米、相当于约8个天安门广场的亚洲最大硬岩绿化复垦生态林。

2007年，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正式建成开园，成为我国第一家国家矿山公园。园内一片空地上，工人们用钢铁废料制作成工艺雕塑，建成矿冶博览园。原有的铁矿设施，被改造成“井下探幽”“石海绿洲”“九龙洞天”等旅游景观。

如今，这里已变身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黄石工业旅游的一张闪亮名片，每年接待的游客达到10万人次。

铜绿山也启动了生态修复：确定555.7公顷为遗址保护区红线范围，实施古矿遗址生态修复、山体破坏修复、土壤重金属修复、水环境污染生态修复、工矿企业废弃工地生态修复……依托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将在遗址北侧建立铜绿山特色青铜小镇，建设国家一流的考古遗址公园，集旅游、文化展示、产业聚合于一体，让千年古铜遗址续写新篇章。

黄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丽萍说，近年来黄石坚持铁腕治污，将长江大保护摆在压倒性位置，先后关停“五小”企业1000多家，拆除非法码头123个，关闭露天采石场131家，实现全域无“五小”企业、无非法码头，并投入30亿元实施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71个，复垦面积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6.1%。2023年，黄石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生态转型是“基础题”，实施产业强市、打造先进制造之城则是这座千年炉火不熄的城市矢志不渝追逐现代工业梦的“必答题”。

在转型过程中，曾经支撑起黄石经济四梁八柱的几家百年老店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华新水泥投资60亿元建设百年复兴基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厂，去年利润达30多亿元；新冶钢投入30多亿元实施技改，向军工航天、汽车特种钢材迈进，去年利税超10亿元。

在推动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建材等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黄石依托工业基础雄厚、区位优越的优势，加快培育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在大冶湖国家高新区，以汉龙新能源汽车为龙头，发动机、轮毂、座椅、天窗、锂电池新材料等配套产业日益完善；以保健酒为龙头，劲牌30万吨健康白酒基地和生物医药产业园初具规模。

在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铁三角”——沪士电子、欣兴电子、上达电子相继落户，光电子产品、电子基础材料、应用电子、嵌入式软件等配套项目接踵而至，成为全国重要的PCB（印制电路板）产业聚集区。

目前，黄石市形成了铜冶炼及深加工、电子信息、服装、模具、化工医药等八大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工业结构明显优化。

黄石市委书记董卫民说，只有落后产品、没有落后产业，对制造业要再认识、再深化，黄石正全力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之城。

这座承载中国千年工业文明，百年工业梦、强国梦的城市，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在这里，转型发展的“战火”，正熊熊燃烧，已成燎原之势。

抗疫考评基层治理十大软肋

来源:半月谈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举全国之力，团结一心，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

大疫如大考，治理见真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2023年开年突如其来的这场灾难，从多个方面对基层治理进行了一场摸底考。

2月19日，龙塔街道龙塔社区工作人员（右）向居民发放疫情防控宣传资料。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这场摸底考，摸出了基层治理中哪些短板和不足？主要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组织十几路记者，深入各地一线，带来抗疫前线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心声与期盼，后方密切观察疫情专家学者的分析与建言。全方位检视之下，薄弱环节所在，或可从四个维度加以概括。

基层事头绪千万，需要有明晰可行的制度。对基层治理而言，可操作、可持续的制度是关键生产力。上下权责关系如何理顺，多元交错领域如何协同，突发紧急情况如何处置……疫情中让人揪心的局面一次次警醒我们：制度作于细，则行事为易；章法疏于察，则百事不成。

基层事关乎人心，需要有体贴适宜的温度。基层干部打交道的虽是琐事，但件件攸关民生冷暖；人民群众差异化的合理需求，也不宜以“一刀切”方式对付了之。基层治理，应当多一些温情，既要让群众的获得感带着实在的暖意，也要给不辞劳苦的干部多一些关爱。

2月12日，肥西县花岗镇中心卫生院花园卫生室乡村医生陶克荣和李惠准备前往村民家，向村民宣传防疫卫生知识、为居家隔离人员监测体温、在村口执勤排查外地返乡人员。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基层事意外为常，需要有鼓励探索的气度。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就要给基层的尝试探索更大的容错空间，尽可能充分的财物匹配，鼓励基层与社会力量合理对接，为多元共治发挥实效奠基。

基层事日新又新，需要有着眼未来的尺度。此次抗疫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治理，需要预谋在先，放眼长远。一方面敢于拥抱新兴理念与技术，及时更新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及时评估潜在风险与挑战，未雨绸缪。惟有下好先手棋，才能真正遇事不乱，化危为机。

愿基层治理经此非常一考，教训铭刻心中，经验推广开来，变革尽速启程，能力日渐提升。

十大软肋：

一、应急机制：预案停在纸上，储备缺东少西

二、专业力量：人到用时方恨少，基层干部往前冲

三、素养培训：平时不“烧香”，遇事走极端

四、社区服务：“空壳”多，“留白”大

五、治理手段：宁左勿右，简单粗暴

六、社会组织：既不理想，又遇存疑

七、群众动员：日常疏于联系，急务响应寥寥

八、统筹协同：部门利益多，顾全大局少

九、信息沟通：发布常迟缓，时有不专业

十、智慧治理：天上的眼睛看不见，地上的眼睛看不真

一、应急机制：

预案停在纸上，储备缺东少西

在疫情已经非常敏感的1月底，一名患者前往中部某市的一家大型医院就诊，CT显示患者双肺感染性病变，但医院未对其作新冠肺炎疑似排除，一直被放在呼吸内科住院治疗，治疗近20天，密切接触医护人员、其他患者等共计约70人。直到2月上旬，该患者转入附近一家知名医院，才被确诊患新冠肺炎。

2月10日，成都新百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准备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质量检测所用试剂。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多名基层干部表示，连专业的医院都出现这种失误，说明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从专业机构到普通政府部门、再到社会公众，应对意识、应对机制都存在一些问题。

“在日常工作中，地震、消防等演练还多少有些，疫情方面的演练基本上没有。不管是党员干部演练还是群众演练，组织方式和措施几乎没有。基层党组织对疫情防控的专业知识几乎为零。”北方某市组织部门一名干部表示，基层防疫专业知识薄弱，应急反应迟缓。

一名基层干部反映，镇村即使有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操作性也普遍不强，而且很少演练，或者演练走过场。“我原来在镇上工作，镇村仅有防汛应急方案，一年演练一次，大都是拍照片做样子。这次疫情发生后，县镇通知全体干部立即上班，但未提前谋划工作分工，大家一团乱，不知道该做什么。”

专家指出，十几年前制订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才导致本次疫情来袭时，“虽有预案、演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位公共卫生研究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非典后，从国家到地方县区都建立了传染病疫情或者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存在省级抄中央、市抄省、县抄市的问题，缺乏结合本地实际的细则，机动性、灵活性不够，想用的时候没什么用。地方政府更多等待上级指示，过多依赖上级决策。

同时，此次疫情还暴露出应急物资储备不足的问题。“各社区都没有准备应急防护物资的意识。”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街道党工委委员高理龙告诉半月谈记者，大年三十那天，防疫工作已经很重了，街道工作人员还没有口罩，后来找朋友帮忙才买到一些。

2月7日，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市民何雪玲（右）得知医院自制口罩需要缝纫工，申请参与志愿服务。新华社记者李一博摄

南方某省组织系统的一名干部介绍，总体来看，省级层面的物资储备情况要好一点，市州一级的物资储备严重不足，县以下更不用说了。比如，这次疫情发生后，口罩基本上买不到，各大医院储备都不多。

据了解，市州一级的物资储备职能，机构改革后多数划给了粮食局。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粮食局基本还没有履行这一职能。“储备物资需要经费支撑，对于财政不好的地区，难度较大。而且一般的物资储备，只注重粮食、帐篷、棉被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所需的东西，医疗物资储备基本是空白。”上述干部说。

专家表示，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灾难灾害等，政府要能够做到有序应对，知道重点做好哪些工作，物资如何调度，经费如何保障，舆情如何应对，群众如何安置，这需要一整套应急体制机制。目前，我国这方面还不健全，已有的一些制度规定落实也不太好，需要尽快完善。

二、专业力量：

人到用时方恨少，基层干部往前冲

突发事件中，对专业力量的渴求是急迫的。此次疫情暴发初期，武汉患者一窝蜂挤进大医院，导致恐慌情绪蔓延，增加交叉感染风险，就是基层医疗力量和服务能力薄弱的后果。

黑龙江省一位县城医院的院长表示，过去十年，基层医院硬件建设得到加强，但骨干人员流失严重，业务能力下降，社区、村医、乡镇卫生院的治疗能力弱化。“我们这有的村都没有村医了，也不知道排查是谁在做。”黑龙江一名基层干部说。

在四川西部一个偏远农村地区，该镇卫生院只有10多个医护人员，但要负责镇上几万人的疫情医疗需求，尤其是一些疑似病例，镇上缺乏防护措施，也缺乏诊疗条件，必须要往上转运。

一名基层干部表示，患者转到上级医院后仅仅做一个排查，排查后不符合疑似病例，需要居家隔离，患者又得转回来，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还可能加大疫情传播风险。

2月17日，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申杰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李强（左）对已经封装好的居家隔离居民生活垃圾喷洒消毒水。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普遍不行，做不了相关检查，也没有能力判定就诊的患者算不算疑似病例，只能向大医院集中，分层分级处理难以实现。

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了传染病防治人才培养上的欠账。半月谈记者注意到，目前各级疾控中心在招聘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时，由于报名人数太少，大多免去了笔试而直接面试。由此可见这一领域专业人员的匮乏，如今是“人到用时方恨少”。

有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和规定，每个市都应当有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每个县都应当有传染病科。可是疫情过去后，传染病院就陷入窘境，难以为继。“这就造成整个传染病专业队伍建设和应急储备陷入一个怪圈——有事情，政府重视，投资多，发展起来，应对能力提升；不发病，没事情，受冷落，专业队伍流失；再出事情，政府再重视，再增加投资……”

北京市某社区在居民楼内张贴的消毒通知（2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值得注意的是，应急体系的主力还是基层干部，但基层不仅缺人手，更缺乏应急处理的专业能力。

不久前，西部地区一个镇派出所的10余名民警全部被隔离，与此同时该镇党委书记、副镇长等多名干部也被隔离。原来，当地民警上门对村民开展防疫宣传、教育、筛查时，因为防护措施不到位，民警也没实施分餐，在一名村民被确诊后，该镇党委书记、副镇长、民警等都成了亲密接触者。

“镇一级干部抽调到县级部门的人员太多了，乡镇面对突发事件人员调配难度大，许多干部身兼数职，分身乏术；村一级支书、主任一肩挑后，职数减少，不少事情还需要驻村干部帮忙。”有基层干部说，基层应付日常工作都嫌人少，应急专业力量更别提了。

三、素养培训：

平时不“烧香”，遇事走极端

“这次疫情像是一场风暴，风暴过去了才知道谁在‘裸泳’。”秦巴山区的一名县委书记说，这次疫情暴露出基层干部群众防护意识、科学素养、卫生素养等较差，应对疫情这样的公共突发事件缺乏主动性、自觉性、警惕性。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群众麻痹大意，觉得无所谓，不配合、不服从应急管制。“村里虽然设置了卡点，但一些不听劝阻的村民该出去还是出去。”西部地区一个村庄的疫情防控志愿者陈东说，一些村民不仅不戴口罩，没事还到处跑，有村民甚至说：“反正我们这里又没人得病怕啥子嘛，该死的还是得死……”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防护意识尤其松懈。四川内江市隆昌市界市镇党委书记程薪洁说：“现在农村老年人还是有不少出来不戴口罩的，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四川雅安天全县一位老人更隐瞒自己途经武汉回天全的事实，造成100多名相关人员密切接触。

不配合卡点检测，硬闯的人也不少。湖北男子叶某驾车经过疫情监测点时，不仅拒绝检测，而且多次辱骂防控工作人员；成都男子陈某经过疫情检测点时，拒不配合身份登记，并与志愿者发生冲突；北京男子支某某驾车进入小区时，冲撞疫情防控检查站，造成2人受伤……类似的新闻不时可见。

二是科学素养不足，导致群众防护方式不对或走极端。南方某省组织系统一名干部说：“平时，对群众防疫知识的普及不够，相关宣传和培训很少。比如戴口罩，好多人都不会，有的分不清正反面，甚至还有人把鼻子露到外面。”

钟南山院士等权威专家指出，在户外人少的地方可以不戴口罩，但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无视科学防护建议，无限加大防控力度，力求“不留死角”，有人在空旷无人的小区跑步没戴口罩被强制隔离，有小区业主下楼遛狗，防疫人员将狗打死……

三是遇事容易慌乱，盲从跟风现象频发。今年1月底，“受疫情影响大米将紧缺”谣言在网上流传，导致福建莆田部分乡镇、街道的居民前往超市、商铺哄抢大米。一时间小范围内出现市场恐慌，少数经营者哄抬民生物资价格。当地发改委和市场监管部门不得不反复辟谣，才止住群众哄抢物资行为。

从非典期间抢购药品和粮食、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抢盐、2013年预防H7N9病毒抢板蓝根，到这次抢蔬菜、抢方便面、抢双黄连……一遇突发事件，不少群众就慌了神，不知道该干啥。

“有的群众一开始比较紧张，甚至过度紧张，但又缺乏耐力，过不了多久，侥幸心理就开始滋生。”北方某市组织部门一名干部说，这两种心态都容易出问题。总体来看，群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灾难灾害缺乏知识储备，政府平时对群众的灾难教育和应急演练都需要加强。

四、社区服务：

“空壳”多，“留白”大

最近，家住北方某省份一城市社区的小王频繁接到自称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极尽热情，又是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又是关心最近出没出门，然后登记这信息、登记那信息。

对于社区突如其来的周到，小王却很难买账：“我入住这个社区已经6年了，从来没有工作人员联系过我，更别说关心了。这次社区向邻居打听，才问到我的电话号码，来电还要先问我的名字怎么写，身份证号码是多少……这些最基本的居民情况，社区这么多年来一点都不了解吗？”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的任务十分吃重。许多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后，居民尤其是老年人需要的医疗、送餐、购物等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凸显了社区服务能力的薄弱。实际上，不少社区工作者反映，排查测温都缺人，更别说提供服务了。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五一中路社区位于老城区，是一个商贸场所、出租人口、回迁户集中的社区，总人口超过16000人。辖区内29个小区中12个没有物业管理，其中10个连门卫都没有。

社区居委会主任覃明伟说，社区工作人员包括网格员25人，居民小区的4名退休党员做志愿者，还有街道办事处下来的6人。“29个小区设置了29个检查岗，有物业的就由物业公司负责，没有物业的就由社区的人去守，人员严重不足。”

有的易地扶贫搬迁形成的移民社区，社区服务“留白”之大，更让人不安。

西部某县一名干部说，他们县城和镇上都有集中安置点，但这些新社区往往缺少必要的物业配套，小区管理者对搬迁户自哪里迁来并无了解，无法有效配合小区所在镇村开展疫情防控。同时，这些新社区配套服务功能几乎空白，买个菜都没地方，必要的出入限制等防控措施也就很难落实。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务能力强的小区，即使在武汉也能独善其身。据媒体报道，武汉华大家园小区每天定点给居民送菜，集中给业主圈存煤气卡，把米面油和菜送到住户家门口，给小区住户发预防中药、口罩和消毒水。该小区共有1766名住户，截至2月7日，无一例感染，无一例疑似，被网友称为武汉洪山区最牛小区。

可惜这样的小区并不太多。“社区服务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坚说，根据有关调查，居民最希望社区提供的服务项目前五项依次为：医疗保健服务、社区治安服务、便民利民服务、老年人服务和劳动就业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功能日常就齐备、健全，此次疫情的防控当是另一番景象。

五、治理手段：

宁左勿右，简单粗暴

在疫情防控中，武汉等形势严峻地区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不少地方一封了之，影响群众生活、企业复工。

网上曾接连爆出各地强制封路限行造成一些人有家不能回、在路上流浪十几天的极端案例。孙女士向半月谈记者反映，她从一个地级市开私家车回老家农村，本人体温正常，也无湖北接触史，但由于道路封堵进不了，返程时高速口封闭下不去，被困在路上。

有的地方出台“外地人没房产不准回小区居住”等规定，导致一些租房客回不了城。一些租房客表示，本想尽快投入工作甚至参与防控物资生产，但一纸禁令让他们回不了城。

“我们自己的车出不去，外地的车也进不来，每天摘1000斤左右的草莓急等着卖也没有人来收。”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一位草莓种植大户说，自己种了20亩的鲜草莓，正月正值草莓上市销售关键时期，如果出村回来要被隔离14天，外地车辆也得隔离14天，这一季大概率是要赔本了。

某农业大县的蔬菜行业协会理事长说，蔬菜基地分布在不同乡镇，只要不是本村人，车子跟人都进不去。“工人雇不到，蔬菜运不出，菜烂在地里，城里的经销商急得跳脚，菜农急得掉眼泪。”

目前，交通运输部已出台“一断三不断”原则（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保障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各地物流问题得到缓解。但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地方政策落实并不理想。

有企业负责人反映，内蒙古、河北等地部分牧场出现原辅料供应不足难题，奶牛日常生存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饲料运输等车辆虽然不拦，但需要通行证，而“通行证要村乡县三级审批”；二是各级政策执行标准不一致，有些乡镇对省里通行证和保供证明不认可，只听从当地指令；三是司机进出得执行14天隔离政策。

有基层群众反映：“防疫安全是要保证，但不能简单粗暴，我们各方面都没问题，你还不让我们进出，那叫懒政，那叫治理无能。”对此，不少基层干部也感到委屈：“疫情防控，责任如山，我们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何至于此？”

除了封字诀，各地防疫中还出现了一些粗暴野蛮的做法，如有人在自己家里打麻将被防疫人员扇耳光，有人在空旷农田劳作未戴口罩遭防疫人员殴打，有人下楼遛狗结果狗被防疫人员打死……这些极端案例虽然没有普遍性，但也是基层治理缺乏柔性手段、法治思维的体现。

专家认为，无论是日常管理还是应急管理，都要综合施策，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此次疫情防控中简单粗暴的方式层出不穷，暴露出基层治理办法不多、资源不足的困境。

六、社会组织：

既不理想，又遇存疑

此次抗疫过程中，湖北红会连续多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当时，疫情如火，前线各种物资急缺，全国各地捐款捐物十分踊跃，作为在武汉接收发放救灾物资的主要单位，湖北红会却接连爆出负面消息：口罩没发给最需要防护的医护人员、一些前线急需的物资躺在仓库睡大觉……舆论一片哗然。

面对铺天盖地的效率低下、组织混乱、颟顸无能等指责，武汉红会的领导不无委屈地说：“武汉红十字会只有10个人，湖北省红十字会有20多个人，人手非常紧张。”这充分暴露了在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方面，人力不足、渠道匮乏的问题。

面对这一形势，当时舆论呼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不能简单一刀切地指定官方机构垄断捐赠物资的接收发放。可是，当地政府对社会组织并不信任，表示“对绕开红会直接向有关单位捐赠的防护用品，凡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将依法处理”。

这种态度在基层并不少见。部分地方政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演练无暇顾及，或不知道怎么做，又不信任在这方面有充足经验的社会组织，造成必要的民众教育无人管，重要的防疫设备不知怎么用。

还有的地方，明知自己能够调度的物资与运输力量有限，保证辖区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都有困难，却始终不放心外来援助力量，最后有条件的居民只能自行借助互联网发起互助。

可以说，不愿向社会力量借力，不会与社会力量合力，是当下基层治理中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据了解，湖北、武汉红会也招募了大量志愿者投入抗疫，但这些志愿者多是临时性的，热情有一腔，专业能力却不足，多数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显然，这不是整合社会力量长效的、可靠的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屹说，疫情暴发往往事属意外，如果没有在平时就形成的沟通机制，关键时刻想找到合适对口的社会力量不太容易。

同时，这次疫情大考，也反映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不够理想。专家指出，如果长期忽视社会工作者队伍的有效培育，基层的许多工作，尤其是抗疫严峻形势下显得刚性十足的工作，开展起来就缺少必要的润滑剂，群众不容易理解和配合，党委政府费了很大的劲，最后结果可能并不如意。

安徽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认为，非常时期，尤其要加速推进治理思维由传统的层级式行政管理向现代的开放协作式治理模式转变。而真正的协作与共治，需要一定程度的分权，社会组织能够在参与各级政府决策方面发挥一定作用，转变才有希望。

七、群众动员：

日常疏于联系，急务响应寥寥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既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防控疫情的关键举措。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不少城市，社区组织行政化严重，社区干部事多人少，且忙于应对上级派下来的各项任务，平日与社区居民不熟悉，疫情发生后，社区干部缺少动员力和组织力，形成“党员干部往前冲，群众拎着板凳看”的尴尬局面。

半月谈记者在中部的一个大型社区采访时，了解到这个社区管辖范围包括多个住宅小区，为了强化疫情管控，上级要求社区干部下沉一线，但下沉后就有了新的问题：部分社区干部由于和群众不熟悉，在开展排查工作时，连住户的门都敲不开；有社区干部希望征集志愿者参与门岗的体温检测、物资搬运等工作，但业主很少有人响应……

疫情发生后，大多社区干部从大年初三就结束休假，日夜轮流在小区门口值班。有基层干部说：“疫情需要群防群控，而不应该党员干部干，群众揣手看。”

在乡村，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现在基层网格的网眼过粗，过大，难以精确抓到疫情中的‘小鱼’，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这非常令人担心。”西部地区一个街道的党工委书记说，连日来他精神高度紧张，生怕辖区内出现一个扩散性传染病例，受到上级追责。

“好几个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好几个村民小组合并成一个村民小组，一个村民小组长过去管100个人，现在管七八百人，人都不熟悉，你说这个小组怎么开展工作？”该街道党工委书记说，赶上现在又是春节，村民的流动性很大，这给防疫带来更大挑战。

面对这种状况，多位受访群众表示，社区干部要多和群众接触，不然和群众肯定会有距离。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平日里志愿服务活动、业主委员会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地方，情况大不一样。中国好人、武汉好人圈协会会长侯立新介绍，有的小区，志愿者报名踊跃，成为强化防控工作的重要支撑力量。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当前不少社区工作人员专职化，拿固定工资，上班坐办公室。一些专家认为，这种变化有它的合理性，但也有明显弊端。一是为减少开支，社区工作人员数量可能被压缩；二是既然从政府拿工资，社区组织的行政化问题也可能加剧。

现实中我们看到，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不少社区本来人数就少，可上级安排的事务接连不断，大量事务积压到社区，导致社区调查报表多、台账资料多、会议活动多、证明盖章多、检查考核多，几乎无暇履行服务群众的职责。其不良后果在此次抗疫中充分暴露。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说，现在不少基层社区留痕能力是越来越强了，但真正遇到问题时，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越来越弱了。

八、统筹协同：

部门利益多，顾全大局少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各地各级都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但不少领导小组难以对防疫工作进行有效统筹，基层工作人员因此疲于奔命，充分暴露了基层部门打架、地区各自为政等问题。

西部省份一位宣传部门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他们县成立了疫情指挥部，并下设不同组，但组与组之间缺乏沟通，实际上仍然各自为政。“就拿防疫与检测工作来讲，指挥部统一安排后，其他部门依然安排本部门、本行业的防疫及检测。基层人手本就不够，各部门再各吹各的号，就更乱了。”

“同样一个数据，由于发文件收集数据的部门不同，收集数据的人就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数据打架现象严重。”三峡库区一名政法干部说，一次县里在收集疫情相关数据时就出现这个问题，不得不重新安排收集，一天之内先后让基层报了4次数据，基层的不满可想而知。

部门打架也给普通群众带来困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周新成和他的同学作为武汉返乡人员，在春节期间频繁被各方核实信息，有天早上3个不同的部门上门量体温。

一些企业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对复工的企业，疫情防控指挥部已有了统一复工生产的要求，比如量体温、戴口罩、勤消毒等，但不同行业部门和不同地区有的也下发了复工生产要求，与指挥部的要求不尽相同，这种做法既增加了基层干部负担，也让企业无所适从。

2月10日，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顺德总部车间生产线上的员工测体温。新华社记者黄国保摄

厦门市多家中小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反映，近期，厦门市的文件通知显示省内其他地区来厦务工人员，只要有在当地的居家隔离和相关健康证明，来厦门后可以不用再重复隔离。但是一些区和街道自行加码，最后变成只要是外来人员都要进行隔离，导致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想开工也有心无力。

北方某地级市组织部门一名干部认为，导致部门打架、地区打架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义作怪，考虑自己的多，顾全大局的少。中央农办专家委员、湖南省委“三农”工作专家组组长陈文胜说，成绩面前，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想刷存在感；一出问题，大家都想把责任撇干净，打的都是自己的“小九九”。

就拿表格报送来说，中部某省的多名基层干部反映，卫健、应急、妇联、教育、组织、民政、农业农村以及县委办、县政府办等，都会各自制作一份或几份表格，填写信息基本也是一回事，但为了突出本部门的特色，又要单列几项，制作成另一张表格。“都是上级部门，哪个都得罪不起。”

广西区委党校教授凌经球说，这些问题平时就有，抗疫时更是集中爆发。既然是防疫战，就应该政出一门。就好比打仗的时候只有司令员才能发布命令，如果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可以发布命令，仗怎么能打好？

九、信息沟通：

发布常迟缓，时有不专业

在突发疫情面前，公众对新型病毒的认知、对防护措施的了解有限。未知带来恐惧，恐惧滋生谣言，信息公开是谣言最好的消毒剂，可以减少公众猜忌，提升公众的安全感。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地方及相关部门信息发布迟缓，渠道不畅，导致谣言满天、恐慌蔓延，暴露了基层在信息管理和舆情应对上能力不足、办法不多的问题。

西部某市确诊了两例病例，当天内部的红头文件就在当地传遍，患者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人尽皆知。第二天，官方正式通报这两例确诊病例时，竟写错了患者的家庭所在地，最终靠网友及时反馈，才得以更正。对此，一些人嗤之以鼻：又慢又不准确，还不如微信群靠谱。

无独有偶，某地疾控中心的一份题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逃走”的内部信息，经截图后在当地疯狂转发。市民们在微信群里捕风捉影地描述着这名患者先到了哪、又到了哪。大家一边表达担忧，一边又私下里对疾控中心的管控不善表达愤怒：蠢到家了。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当下基层政府在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方面的机制和能力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发布信息不主动、不详细，没有成为规定动作。疫情初期，官方发布的信息不多，没有主动占领舆论阵地，群众想知道，但没有正规的渠道，只有上网寻找杂乱的东西，导致谣言四起。另外，信息发布常常只有国家的、省里的，群众关注的身边的情况，本县、本乡的情况却没有。

二是信息发布不及时、渠道混乱。比如一个地方有了确诊病例，一些群众早就知道了，但正式信息往往发布比较迟，有时与别的渠道获得的信息还不一致，一些人就认为信息有问题，久而久之，官方信息就失去了公信力。

三是信息发布内容单一。抗疫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群众对信息的需求多元，比如，交通状况、生活物资、防护用品供应情况等都希望了解。对此，一些地方不关注、不回应，只简单发布病例情况，暴露出与群众沟通对话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除了机制与能力，基层反映信息工作中唯上不唯实、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也不少见。许多人对疫情初期武汉不重视一线专业人士意见、未及时发布信息尤其不满。“不怕百姓不满意，就怕领导不高兴。”一名基层干部说，现在讲真话环境不好，自己不怕受伤，伤着领导怎么办？

在舆情应对方面，有的地方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应急处置，而是请示领导。一名基层干部说，现在的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报道速度非常快，而层层上报要经过很多级领导审批，特别浪费时间。同时，具体工作人员没有权力应对，且不敢去应对，因为弄好了是应该的，弄不好就得承担很大的责任。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等专家表示，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修补短板，以公开、透明、专业的方式回应关切。基层信息公开和舆情应对的意识和能力尤其薄弱，需要在平时就建立机制、真刀真枪地锻炼队伍，全面提高治理水平。

十、智慧治理：

天上的眼睛看不见，地上的眼睛看不真

疫情如火，不能等，等不起。这时候，应该更多地应用信息技术，发挥其快速高效智能等优势，然而不少地方布置工作仍然习惯开会发文，督查调研仍需大量留痕资料，强化防控仍是单纯依靠人海战术，暴露了基层智慧治理能力的欠缺。

受访基层干部表示，在基层抗疫中，乡镇和部门党政一把手是“前线指挥”，应该时刻在前线进行调度和决断，而不是在会场。中部某市卫健委一位负责人反映，最近日夜奋战，有时要忙到夜里两三点钟，工作内容包括长时间开会、写材料、组织业务调度等。“自己就要倒掉了，希望能在会议上减减负。”

在中部地区一个疫情重点市辖区，半月谈记者看到，指挥部的会议桌摆了18本厚厚的红皮纸质材料，均为该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台账，包括大型活动管控、医疗救治、舆情引导、重点区域管理、流调报告等十多方面资料。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材料是给各级领导督查检查作参考用的。

中部地区一名县委书记说，基层惯性太严重，利用新技术意识不强、能力不足，还习惯于开会布置工作。有基层干部反映，抗疫中人海战术虽然有效，但耽误时效，大数据数字化治理尤为迫切。类似疑似患者排查，可通过大数据等技术进行行踪轨迹比对。

半月谈记者在中东部省份调研发现，许多地方明明视频会议系统已经建成，在此非常时期仍要求基层有大事必须进办公室开会；大数据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却“秘而不宣”“藏而不露”，仍要求基层手工填表留痕。

同时，部分基层工作人员的能力也与智慧治理不相适应。“农村地区小组长年纪普遍在六七十岁，不能熟练运用电脑、智能手机等智能化设备，给工作带来很大问题。”西部某市一街道的党工委书记说，现在各地广泛推行电子政务，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电脑终端登录政务平台上报信息，但由于基层网格员不会使用这些终端，只能回归传统上报方式，让抗疫工作的关键环节效率始终无法有效提高。

该党工委书记说，现今基层治理的理想模式应该是，“天上有卫星在转，地上有眼睛在看”，但实际情况是，天上的眼睛看不见，地上的眼睛看不真，在抗疫这般人命关天不容有失的时刻，委实让人捏一把汗。

曾几何时，智慧城市成为各地政府竞相追逐的建设目标。不过抗疫中暴露的问题说明，这一目标要落实为基层治理的提质增效，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安徽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说，信息化成果不是为了平时写进报告里让数据好看，关键时刻更要能用在刀刃上。让数据多跑一点，群众和疫情的距离可能就远一点。

内蒙古社科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张敏认为，数据科学带来的技术革命已经表明大数据的挖掘潜力超乎常人想象，基层治理现代化当善借这股东风，真正把数据的力量与人的感受联系起来，把数据网络的建设与人群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把数据分析的水平与人群的可能风险衔接起来。

议题策划：叶俊东

统筹执行：高远至

采访调研：周楠、杨玉华、韩振、梁建强、邵琨、张斌、席敏、董小红、吴慧珺、黄浩铭、陈一帆、王建、秦宏、张浩然、王靖、安路蒙、黄庆刚

编辑组稿：原碧霞范钟秀徐希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