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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玺方寸地千年雁门关——唐中期“雁门郡之印”考略
周有光与马识途：惺惺相惜的世纪老人
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从历史走向未来——拉萨八廓街见闻

古玺方寸地千年雁门关——唐中期“雁门郡之印”考略

三关冲要无双地，

九塞尊崇第一关。

这是雁门关北门嵌镶的砖刻对联。上联三关指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为长城外三关。下联指“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雄关，北依雁北高原，南屏忻定盆地，群峰挺拔，依山傍险，是古代中原农耕民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天堑，历代镇守边关的咽喉，千古兵家征战之地，也是历代为无数文人墨客吟咏题颂的神往之地。

一座雁门关，半部华夏史，可见雁门关历史的悠久与文化的厚度。《雁门关志》载:“勾注山，古称陉岭。岭西为西陉关，岭东为东陉关，两关石头边墙联为一体，历代珠联璧合互为倚防。雁门关明代前址西陉关，东陉关倚防明代后址东陉关，西陉关倚防”。由此可见，雁门关的关城在明代是有变化的。古雁门关北口为白草口，南口为太和岭口。明代以来雁门关北口迁为广武口了。雁门关东西两翼分别延伸至繁峙、原平。雁门关整体布防概括为“两关四口十八隘”，古代在这设隘口十八座。雁门关作为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争最为频繁，知名度最高，影响面最广的古关隘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关。

雁门向北，就进入塞北的大漠了。雁门关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在此与匈奴作战。汉朝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经率兵和匈奴在此作战。李广就曾任过雁门太守。宋辽之战，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雁门关就是宋与辽对峙的主战场，现在景区内还立有杨六郎的塑像。据传雁门关北口白草口原名败草口，就缘于杨业兵败此地绝食而亡。宋夏之战，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经此视察麟州屈野河西边防。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此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取得著名的雁门关大捷。而以雁门为名的雁门郡，也历经秦、汉、隋、唐，前后多次改复置废，至唐肃宗乾元三年，前后共一千多年。雁门关因其独特的军事地理要冲和奇异的山河风貌，历来为文人骚客所咏诵。诗仙李白云“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把雁门关平川走沙、胡天飞雪的壮丽景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中唐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就出身雁门田氏，系唐朝中期将领、军阀、藩镇，安东副都护田守义之子。史载田承嗣骁勇善战，跟随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屡立军功，迁左武卫将军，率军攻陷洛阳。安史之乱平定后，归降朝廷，拜魏博节度使。而后田承嗣割据一方，不听朝令，魏博镇俨若独立王国。唐代宗实行姑息之政，用心笼络，下嫁永乐公主，授予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封雁门郡王。汉书名碑《鲜于璜碑》主要叙述鲜于璜的祖先世系及其生平仕历。鲜于璜初举上郡孝廉后，曾为度辽右部司马、赣榆令、太尉西曹、安边节使等，终官雁门太守。他为官乏善可陈，过世后却为现代书法爱好者留下一套名碑，也不失为一个美谈。

今天，我们有幸让藏友从日本回购的“雁门郡之印”重见天日。这是书法、金石史上的一大幸事。这方官印是什么年代的呢？这方古印背后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雁门郡之印”为铜质、鼻钮，方形，纵5.5厘米横5.5厘米，通高4.3厘米，重261.6克。印背镌刻“雁门郡之印”五字，为楷书款。从印面印文风格和鼻钮的形式来判断，当为唐朝的中期的雁门郡官印。

雁门设郡，要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史记·匈奴传》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唐朝于天宝初年设雁门郡。《旧唐书》卷三十九记载，“代谢中都督府，隋为雁门郡，武德元年置代州总管，管代、忻、蔚三州。代州管雁门、繁畴、崞、五台四县……天宝元年改雁门郡，依旧为都督府，复为代州……。”唐朝建国之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雁门郡为代州。天宝初年（公元742年）复置雁门郡，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为代州。由此推断，唐朝雁门郡建置存续为公元742年至公元758年之间，前后共16年。所以，该印当为唐中天宝至乾元年间的雁门郡官印，其“年龄”应该有1360多岁了！

对于印章的研究，从元明文人印初兴以来，至明清时期，印学流派纷呈，而近代更是景象繁荣，名派林立。秦汉印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他们高举“印宗秦汉”的大旗，一时使得除秦汉以外的印章备受冷落。尽管浙派鼻祖丁敬提出了“早知唐宋元朝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的口号，但追随者却也寥寥可数。直到晚清瞿中容《集古官印考证》首倡隋唐官印考释研究之先河，继而民国金石学家罗振玉大力搜求辑其印文成《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书。该书共收官印225枚，其中隋唐官印25枚，成为研究隋唐以后历代官印的必备书目。上世纪七十年代罗福颐所著《古玺印概论》，从古印书体、名称、钮制、材质、类别到古印的由来、古印时代、用印遗迹、印文排列方式等诸方面做了全位的研究。其中对隋唐官印从印文、形制方面详细并举例说明，归纳精准的鉴别要点。当代孙慰祖先生所著《隋唐官印研究》一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具权威性研究隋唐官印的专著。该书前人隋唐官印研究成果，广泛罗列新近发现文献资料，通过由官而私，由内而外，由前而后，由实物到文献的多层面考究，对隋官唐印分期考释，其体制的形成，材质制作工艺均有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鉴定隋唐官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考和系统的指导，同时也丰富了金石学、书法篆刻学、考古学的学术内容。据孙慰祖《隋唐官印研究》介绍，目前发现的隋唐官印仅三十余方，其中大多数仅仅只见印文。可知隋唐官印非常稀见，学术研究也滞后秦汉印。但通过几代学者筚路蓝缕，使中国印史这一薄弱地带逐渐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来考略“雁门郡之印”，从学术上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雁门郡之印”印文释读

“雁门郡之印”印面五字，分作两行排列，第一行“雁门”两字，第二行“郡之印”三字。印文为小篆阳文，边框粗细与印文相同。印文结体严谨，线条屈曲盘绕，笔画圆润，篆法婉约秀美，线条流畅自然。章法上，根据字的笔画简繁艺术性地做伸缩挪移处理，匠心独具。“雁”字笔画多，占用空间大，“之印”笔画少占用空间小。为追求印文布局上整体的匀称，笔画最少的“之”字，通过盘曲笔画的形式使印面平衡。这种屈曲处理既不突兀，也与其他字十分协调，画面也更加美观。比较“之印”二字的篆法官形，风格在唐官印大多比较接近。再看印文与细边框的搭接连接安排得也极为精妙。印文与边框三向均是有笔画搭连，雁门右边全空无任何笔画搭连，可见篆印者安排无程式化的匠气，其余三向边框均有三笔与边框相连，这样顺势而为，顺“印”自然，珠联璧合。“门”字的大块留白和“门”字上部中间横画斜插可谓点睛之笔，使严谨端庄的印面增添了无限生动活泼的美感，仿佛两柄神剑化作门栓，紧紧锁住雁门雄关。

＂雁＂和＂鴈＂，古代通常混用。汉许慎《说文解字》里解释，雁者，鳥也，从隹从人，厂声，读若鴈。雁字形声兼会意，雁是一种鸟，隹，人（亻)表意，厂（）表读音。甲骨文隹的字形也和鸟的字形非常接近。可见＂鸟＂和＂隹＂在造字时时常互换，比如鸡的繁体字＂鷄＂也可以写作＂雞＂。因为大雁在迁飞中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是按人字或一字有序排列行进的，所以在古汉语古诗词中，“雁序”又表示兄弟之秩。而每年大雁南飞都是定期的，从白露开始，到寒露结束，仿佛佳人守约一般。所以，古人又多以鸿雁来比喻爱情，如“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据研究，唐朝铜官印制作方式大致可分为焊接法和整体铸造法。整体铸造法印风，能于浑厚苍茫中见精微，流动中见迟涩朴茂，有水墨淋漓之趣。焊接法官印又称“蟠条印”，是先铸好印体，印面内凹成腔，再根据文字造型蟠绕焊接在印腔内而成，其特点线条便于操控，雅洁劲挺。二者呈现的印面效果最明显的区别是笔画相交处的衔接形态。焊铸法笔画相交处大多会出现分离的状态，有的甚至出现位置的偏移，如＂金山县印、武夷县印＂等。整体铸造法由于铸造工艺的原因，笔画交接处衔接点明显粗大于笔画，且内夹角边缘均有明显的内弧线，给人的视觉效果非常牢固，整体印面熔为一体，如＂万年县印＂。＂雁门郡之印＂笔画交接处衔接点饱满，较笔画更加粗壮结实，故此制作工艺当为非常典型的整体铸造。

唐代由于经济社会的高度繁荣，其各种艺术也达到了一个巅峰昌盛时代，诗歌、绘画、书法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篆书这一古老的书体在唐代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是在汉魏以后出现的篆书发展高峰，书法史称之为“篆书中兴”。代表书家有：李阳冰、卫包、唐元度等。唐代“篆书中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唐承隋制，科举取士，国子监专设书学为品学之一，立博士为教。当时既要学习古今不同的字体，也要明了字体的源流正变。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结束了北朝以来文字混乱的局面，开始了唐人尚法的风气，也使人们对篆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后，朝廷还专设校书郎一重要职位，担纲者都是饱学之士。据《大唐六典》载：“时有校书郎正字之官，其职责是掌管典籍校刊，文字刊正工作，校刊整理的书籍共有五种字体，第一是古文，已废弃；第二种是大篆，只在刊载石经使用；第三种是小篆，用于印玺，幡碣；第四是八分，用于石碣，碑碣；第五是隶书（指当时通行的楷收），用于典籍、表奏，公私文疏。”于是便形成了唐初至唐中这一时期所谓的篆书中兴。篆书名家有成就的都是小篆，《唐六典》明确入印采用小篆，这样名家的书风自然影响了当时官印私印文的风格。

有研究者认为，隋唐官印的区别之一在于“之印”与“印”之不同。唐代官印与隋代官印关于辞例有无“之”字的区别，罗福颐先生的认为，唐代官印多有“之”字，不用“之”字者多半为隋印。但在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中晚唐封泥中发现有加“之”字的，也有无“之”字的。罗福颐的观点就要辩证地来看了。从仅存数例隋官印中确未见“之”字，有加“之”字可以认定为唐代官印的观点还是要仔细考究、认真商榷的。孙慰祖先生在《隋唐官印研究》里提出保守的观点：“左侧‘县之印’三字风格一致，唐代官印是统一制作，还是有本所依，还需史料进一步证实，而且此类现象在中唐较为常见。”笔者以为从《唐六典》明确入印采用小篆这一要求，从逻辑推理对于最能代表执政权威的信物的文字应该是统一。既然外形形制，尺寸大小，印文辞例有统一的定制，印文更应该统一。也就是说带“之”的肯定唐朝的，不带“之”未必是唐朝的。

“雁门郡之印”形制和背款的考究

为了将隋唐官印从形制上与其它官印中区别出来，罗福颐先生通过对故宫旧藏几方的隋唐官印研究，归纳出隋唐官印的基本特征：一是加大了的鼻钮，二是有些有背款有印文铸出、印文篆书。隋唐官印的区别在于，隋印印钮“明显保留着汉晋鼻钮形式，钮顶呈半圆形，鼻厚而宽，孔穿较小，也是半圆形，整个外形完全是汉晋鼻钮的放大。”而“唐代官印的钮制与此有较大的差别，钮变高、薄、窄，孔穿随之变长，向后发展经五代至宋，逐渐形成橛钮，则完全失去鼻钮的形态。”由此，汉晋隋唐官印印钮的变化脉落已非常清晰：隋朝鼻钮加大，至唐朝早朝印钮变高变细，而到了五代宋变鼻钮为橛钮。官印制度的变化，学界关注的大多是印面的大小。隋唐官印的尺寸的增大，一般在5-6厘米之间。据孙慰祖先生研究唐官印印面平均尺寸为5.5厘米左右，“雁门郡之印”尺寸为5.4厘米，符合唐印官制。现就故宫博物院藏“中书省之印”与“雁门郡之印”背款做一比较，中书省之印可谓是公认的中唐官印标准器。其印面尺寸为5.7*5.6厘米，“雁门郡之印”尺寸为5.5*5.5厘米。二印尺寸相差无几，形制基本一致。

隋唐官印的鼻钮有一个从粗大到高细的变化，鼻钮也标注出具体尺寸。根据孙慰祖先生《隋唐官印研究》中隋官印和唐官印中的标注的通高数据计算，隋印平均通高3.25厘米，唐官印平均通高4.21厘米左右。“雁门郡之印”鼻钮与之比较，“雁门郡之印”通高为4.3厘米，略高于唐官印平均值。由此可见，“雁门郡之印”钮的高度、厚薄、宽、窄，孔穿的长度完全符号唐中期官印的形制。

焊铸法“金山县印”

整体铸造法“雁门郡之印”

我们仔细观察这方印的鼻钮会发现，鼻钮的绳口隐隐约约能看出有磨损的痕迹。这说明鼻钮不仅是方便盖印时把握力度，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吏为了使用和携带方便，确实是用绳子拴系着鼻钮的，类似当今时髦女孩的手机链。用放大镜还可以看到鼻钮绳孔内侧，沉淀着微量的泥沙，已经和锈斑锈蚀融合在一起了。

隋唐官印除了印面尺寸、钮制、印文用印制度方面不同隋唐之前以外，还有一个显著标识，就是官印在制作过程中出现的背款。秦汉时代，官印基本不署款。这也是后来文人篆刻款识的滥觞，隋唐官印背款大多凿刻，内容大多为印面释文和制作、颁发印章年月的文字。诸如隋“广纳府印”印背上镌有“开皇十六年十月一日适”，唐中书省之印、武夷县之印、平琴谢之印均有释文背款。这些背款文字有的凿刻一行，有的分两行，大多为楷书。学界对背款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为释文加年款的定为隋代，一种为单有印面释文的定为唐代。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唐代官印未发现有年款的，隋代官印也有无款的。格式上有做一排凿刻的，也有做两排凿刻的。故宫博物院藏“中书省之印”背款分两排凿刻“中书省”三字已剥泐不清，“之印”两字清晰可见，与“雁门郡之印”背款“之印”比对，字体风格大小及凿刻的位置如出一人之手。不知当时是否是官方严格要求的定制，但从多件唐官印中发现此背款至少也可以认为是当时的制作习尚，或许也是约定俗成。

“雁门郡之印”皮壳及锈色

唐代百官“皆用铜印”，是一种明确的制度。铜印由于长期埋藏于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经过长时间的酸化腐蚀及氧化锈蚀。铜印的锈斑是由内向外一层一层长出来的。细观“雁门郡之印”贴骨锈坚固细密，红斑绿锈层次分明，贴骨处黑锈，黑锈之上为红锈，再之上呈绿锈，绿锈有明显的结晶斑。在一百倍放大镜观察锈色绿、蓝锈色很有魅力，它给本有着沧桑之美的铜印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从皮壳包浆来看当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土，其坑口具有典型的北方特征。南方的坑口红绿锈居多。这种红斑绿锈层次分明，由黑而红，由红而绿，锈而结晶，当属北方的坑口。唐代官印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品相非常难得。

结合存世的公私馆藏隋唐官印进行比勘，“雁门郡之印”印面印文风格，形制特征，结合背款和锈色，都完全符合唐中朝官印特征。使用时间约为中唐天宝（公元742）至乾元（公元758）年代。唐朝官印由礼部掌管，从印的颁授、铸造、置印、改铸到废印缴销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规定作废或不用的官印要上缴，一律交礼部员外郎，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再销废。唐代官印传世非常稀少。

匹马向何处，北游殊未还

寒云带飞雪，日暮雁门关

一路傍汾水，数州看晋山

知君喜初服，只爱此身闲

如今的雁门关已不是苍凉的边塞，中唐的雁门郡也离我们远去了一千多年。安史之乱，田承嗣反复降唐又叛唐，这枚雁门郡之印回放了一千多年前那次盛世的战乱。仔细把玩这方斑驳锈迹的“雁门郡之印”，我们仿佛听到那远古的勾注山下金戈铁马中的千年厮杀声，仿佛听到了王昭君“汉恩自浅胡恩深”的不尽哀怨，仿佛听到了范文正公“衡阳雁去无留意”的浅浅低吟，仿佛听到了杨业慷慨赴死、绝食而亡的无奈悲叹……往昔不可追，远去了鼓角争鸣，暗淡了万光剑影，唯这方雁门郡之印还在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发展更须努力。（玉平半铁）

周有光与马识途：惺惺相惜的世纪老人

2011年5月，周有光（左）与马识途在周有光家中。安毅民摄

1月15日，马识途在成都家中过106岁生日。马万梅摄

周有光与马识途，这两位当代影响卓著的知识分子，一位是语言学大家，一位是著名作家，不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成就斐然，而且他们对家国大事的关怀与担当，他们崇高的精神世界与人格魅力，均令世人高山仰止。这或许也正是这两位世纪老人之间惺惺相惜的缘由所在。

106岁马老的新年愿望：庆祝党的百岁生日

1月15日，农历腊月初三，中国文坛常青树马识途先生在成都家中迎来了自己的第106个生日。家人特地为老人定制了一个抹茶味的生日蛋糕。看到这个精致蛋糕，马老开心不已，他拿着刀小心翼翼地亲自切开，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

对于新的一年，马老几天前曾对朋友谈到自己许下的两个“小小”心愿：第一，今年7月1日是党的100岁生日，希望能为党庆祝生日。第二，中国作协第十次代表大会今年应该要召开了，我想去北京参加，我已经参加了九次作代会，这次去是想和大家告个别。

看到马老许下的这两个心愿，我相信老爷子一定可以达成，因为在他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和“退缩”。马老有着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毅力，只要目标树立起，他就一定能达成。

在马老过生日的前一天，我收到老人从成都特意寄来的一个红红火火的大“福”字。这是我连续第4年收到马老的新年祝“福”。这幅红斗方的右侧写有两行小字：“牛年为慕津锋老友祈”，中间则书写下一个笔力遒劲的大大的“福”，落款是“百〇七岁马识途”。107是马老的虚岁。

到2023年，我与马老相识整整20年了。20年的交往使得我们成为忘年之交。在我心中，马老就像是一座万仞之山，让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刚过去的2023年，对于马老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一年，马老不仅迎来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第105个年份，而且还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第85年（1935年1月，马老以笔名“马质夫”在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第一次正式发表文学作品《万县》）。也就是在2023年7月5日，马老在出版《夜谭续记》后郑重宣布自己“封笔”。历经85载文学创作，马老为我们贡献了73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体裁十分广泛。这一年，还是马老从事书法创作第100个年头。1920年，马老五岁启蒙，开始书法练习。一百年的书法练习，实在是不简单哪！这一年，还是马老入党第82年。每一个数字背后，其实都是这位老人丰富的人生与历史。

去年，当马老迎来自己105岁生日时，我很想做点什么，为老人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考虑良久，我决定做一份“马识途创作八十五年文学年表”，用以记录这位老人的文学足迹。时至今日，该年表已基本整理完成，即使是简单罗列马老作品创作时间和发表时间，最后数字也多达33973。

垂老初交惟憾迟，听君一席坐春风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马老在2017年2月发给我的一篇他从未发表的文章《怀念周有光老人》，这让我十分意外。2023年6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的《马识途文集》（18卷本）。而该文并未收入可算是一篇极具史料价值的佚文。

2016年底，我曾为《传记文学》杂志组过一期周有光专题，那时周老的身体已非常不好。当时我向马老约过稿，马老答应考虑。后来因为有事耽搁，马老没有写稿。不久，周老在过完111岁生日后便驾鹤西去。周老去世后，马老特意写了这篇悼文发给我。

从该文可知，马老和周有光先生相识并不早。我在马老《未悔斋诗抄》中，曾看到他2002年创作了一首《七律·初交国家文字改革委九七翁周有光大师》。由此可见，他们应相识于本世纪初。

读完马老这篇怀念文章，我不禁想起了2011年我曾有幸促成两位老人相见，并亲耳聆听他们交谈的往事。虽已过近10年，但这段场景我却一直记忆犹新。

2011年春，马老从成都到北京探亲访友，并在京接受口述历史摄制组的采访。有一天，我去马老大女儿吴翠兰老师家看望他。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拍摄，已是96岁的马老精神状态非常棒，红光满面，毫无疲倦之色，说话声音还是那样洪亮。马老拉着我的手告诉我，拍摄很顺利，可能过一阵他就要返回成都。我靠近马老，大声问：“那您最近在北京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马老低头想了想，而后说道：“其他倒没什么了，我最近很想去看看一个老朋友周有光。我们几年前见过一面，但我没他的联系方式，现正托朋友打听。”

一听是找周老，我笑着对马老说：“您不用费心。我现在就帮您联系，我跟周老比较熟，每年我都要去看他两三次。他家阿姨还是咱们四川人呢。”说完，我便拿起手机给周老家打电话。凑巧是那位四川阿姨接的电话。一听是我，这位老乡很是热情。我告诉她来自四川的马识途老先生这几天想去拜访周老，不知周老是否有时间。老乡让我稍等一下，她现在就去问问周老。几分钟后，她在电话中回复：周老随时欢迎马老先生到访。马老一听很高兴，跟我说越快见面越好。就这样，我和阿姨约好：5月24日上午，我们去家中看望周老先生。

2011年5月24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北京的阳光温暖而和煦。我开车陪着马老来到朝阳门内大街后拐棒胡同甲2号拜访105岁的周老先生。后拐棒胡同甲2号是国家文改会的宿舍大院，这里有几幢5层红色砖楼。后拐棒宿舍楼建成于1985年，那一年，80岁的周老终于离开了公主第内清朝末年建造的已破烂不堪的住宅，搬迁到这里，一住便是32年，直至离世。周老所住的这栋红砖楼房没有电梯，这对已经96岁的马老而言确实很有些困难。马老爬楼梯时，右手紧紧握着栏杆，左手则有力地拉着我，我则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马老，一步一步走到位于三层的周老家。

当我们走进书房，周老已坐在那里。周老穿着白色衬衫和浅色毛坎肩，看上去还是那样精神矍铄。周老因为腿脚不便无法起身，只能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向马老微笑招手。一见到周老先生，马老边挥手边大声地自报家门：“周老，四川的马识途又来看你了。”

周老双手抱拳道：“天气那么热，你还来。谢谢！谢谢！”随后，周老双手示意马老坐到他书桌的另一边，这样他们好面对面说话。

马老坐定后，从包中拿出两幅书法亲自递到周老面前，高声讲道：“周老，我这有一个拜门帖，我马识途拜门来了，你看一下哈。”马老左手拿住书法的一角，右手一字一字指着大声读给周老听：

百岁已早过茶寿已到门大师曾自许百十一归田

后学为预卜百廿老寿仙春蚕丝未尽传文待新篇

“周老，我这次来，还把上次你97岁时，我来看你时写的一首旧诗又抄了一遍，这次我也拿过来了。”

诗云：

行年九七未衰翁，

眼亮心明耳尚聪。

西学中文专且博，

语言经济贯而通。

无心闲侃多风趣，

恣意放言见机锋。

垂老初交惟憾迟，

听君一席坐春风。

“周老，你后年108岁，我今天买了108朵鲜花，预先祝你茶寿，我希望你活到120岁。”说到这里，马老示意随来的家人把他精心挑选的鲜花递给周老。

周老高兴地接过鲜花，闻了闻花香，不住地点头，连连抱拳向马老表示感谢：“过了100岁，人就很自然地退化，尤其是耳朵坏了，记忆力也差了。我以前知道的许多事现在都忘了，但还好思维退化得还慢些。”

马老听后，点头表示赞同：“我这次来，看你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很好，特别是思维，一点都没有减退。周老，我这次来，是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发展的问题，我很赞成你的观点……”

周老认真地听马老讲完，他稍微沉思了一下，说道：“我的看法是：历史发展道路总体上只有一条。这就好比开运动会，大家都在跑道上比赛。一开始有的人跑在前面，有的人跑在后面。跑在后面的人只要努力一下也是有机会跑在前面的，跑在前面的一不当心就有可能落到了后面。我80岁后就离开办公室，在家里随便看看书，随便写写，我的这些看法是靠不住的。”

听周老这么讲，马老连忙摆手道：“周老，你的看法哪里是靠不住的？靠得住！你的观点，你的许多著作我都读过。我把你送给我的著作也给我周围的朋友看了，大家都觉得你的思维敏锐、前卫，不像一个百岁的人。”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之前看过一篇文章，文中讲周老在2005年100岁时，提出了“终身教育，百岁自学”的理念。周老不但这么说，还身体力行地这样做。他100岁时，出版了《百岁新稿》；104岁时，出版了《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了《拾贝集》。而且他的研究横跨经济、语言、文化三大专业，还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这位老爷子真的是太厉害了！一个百岁老人尚且如此珍惜时光努力著述，而我这个年轻人呢？实在汗颜！

爱思索的周老不仅喜欢写文章，而且还很喜欢聊天，只要身体允许，他就愿意跟朋友们聊到尽兴。他的口才，早年好友聂绀弩就曾特作打油诗一首赞之：

黄河之水自天倾，

一口高悬四座惊，

谁主谁宾茶两碗，

蓦头蓦脑话三千。

周老听到马老的夸奖后笑了笑，他用手帕擦了擦嘴，接着谈道：“北京发展很快，我记得1955年底，我当时还在上海，被叫到北京开会。开完会，周恩来总理就把我留在北京，让我搞文字工作。1956年我搬到北京，北京当时几百万人，现在北京是1900万人。北京的大发展一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以前30年北京是不怎么造房子的。改革开放开始大批建造，我的房子就是当时第一批建的，那时是很新的建筑。快30年了，现在这房子落伍了。我现在老了，也不想搬家，老年人最害怕搬家。北京现代化很明显，特别是地铁不断开通。我们中国现在搞经济现代化水平还不是很高，我们不能太得意，还要多向别人学习。”

马老边听边表示认同：“周老，你这60年经历了很多，尤其是你创造的汉语拼音对中国影响很大呀。”

周老连连摆头道：“不敢当，不敢当。关于汉语拼音，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我所做的微不足道。我本来是搞经济的，汉语拼音当时就有人跟我说那是小儿科，叫我还是回去搞经济，我说我回不去了。关于汉语拼音，我们不能绕开瞿秋白。瞿秋白是留学苏联的，他在中国汉语拼音拉丁化运动中是倡导者、推进者、启蒙者。虽然苏联的拉丁化语言有缺点，理论也有错误，但我们还是要尊重瞿秋白，他毕竟为我们开创了一条道路……”

“周老，我记得在上海求学期间，上海也兴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后来，竟还有人提出废除汉字。”马老适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周老沉吟了一下，很严肃地答道：“我认为汉字是没办法否定的，废除汉字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应不应当’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的问题。我们提倡汉语拼音是来帮助汉字的，而不是来代替它。我们过去也用过从日本传过来的一种汉语拼音法，现在台湾还在用，但是那种不好用，现在台湾也决定要学习大陆的汉语拼音方法。我们当时用了3年创造汉语拼音，又用了3年根据国际标准化准则讨论它的可用性，花那么多时间我认为是应当的，那时我们对这件工作还是很慎重的。”

我是第一次听周老谈起汉语拼音工作，在不多的话语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周老这一代知识分子在研究上的认真与审慎，令人敬佩。

随后，两位老人又谈到周老的夫人和她那著名的“张氏四姐妹”。她们是民国时期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四个女儿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与张充和。

周老笑着跟马老聊道：“老大活到95岁，老二活到93岁，她是我的夫人。老三也活到93岁，她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现在还在美国，98岁，她嫁给了美国人。前几天她给我打电话，我耳朵不好，听不清。”

在周老的书房墙上，依旧还挂着一张他与夫人晚年在花丛中的合影，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琴瑟相和，怎样美好的用词都不为过。

听周老讲完张氏四姐妹后，马老从桌上的包中拿出了一本内部杂志递给周老，介绍说这是他1980年参加中央党校高级研讨班时的笔记，“今年，中央党校出版社要出我这本《党校笔记》，请你有时间看看。”

“周老，今年冬天中国作家协会要在北京开作代会，我还要来北京。到时，我还要来看你。你多保重！我今天就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你好好休息！”说完，马老起身与周老紧紧握手告别。

“好的，谢谢你！请你原谅，我腿脚不好，不能送你到门口了。保重！保重！”周老坐在椅子上，双手握拳，与马老告别。

两位世纪老人的这次谈话，让我看到了他们的宽广的心胸与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百岁高龄却依旧牵挂着国家和我们这个饱经磨难的民族。他们，值得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马识途是我敬佩的一位同志”

2011年年底，马老从成都来北京开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会后，马老留在北京小住一段时间，他准备趁这个机会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他的《党校笔记》手稿和新书著作。

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马老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方便的时候能到他那里去一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希望我能帮他去办。我赶紧开车赶过去。见面后，马老郑重地将一本他已签好名的《党校笔记》交给我，请我替他转交给周有光老先生。那一阵北京天冷，马老害怕亲自去送会过度打扰周老，所以请我代劳。

能为这两位老人办事是我的荣幸。能再去看看周老先生，我求之不得。这样，我就又可以和这位“老神仙”好好聊聊了。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党校笔记》登门拜访周老。周老依旧在书房接待了我。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认真地翻阅着《党校笔记》。翻看了几页后，周老点了点头说：“马识途是我敬佩的一位同志。”

我很有感触地跟周老讲：“马老也是这么说您的。您们这可真是大家之间的惺惺相惜。您前一阵出了本书，谈了您对天下大势的思量。马老也不甘落后，把自己30年前在中央党校的笔记重新翻出来出版，书里面许多高级干部当时的观点到现在都被证明是对的。有些观点现在看来都是超前与大胆的，但细细思量后发现对我们的国家是有益的。马老常说在自己的晚年，要说一些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片土地有益有用的真话。您看您们一个106岁，一个97岁，到了晚年依旧每天在学习、在关注天下，不停思考与写作。您们每天看书、看报、上网、读刊，这样的学习已成为您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看看我自己，实在是羞愧。”

周老听后摆了摆手。那天周老精神状态很好，谈兴很浓，他跟我谈起了对“中东剧变”“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欧债危机”等世界大事的看法，足足聊了两个小时。能跟这位充满闪光思想的老人交流，真是我的福气。

2017年1月14日凌晨，刚刚过完自己111岁生日的周有光先生走了。远在成都的马老得知此事后，很是感伤。他特地委托二女儿马万梅老师从成都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能代他给“远行的”周老送去一束鲜花，送上他的哀思。

几经辗转，我终于联系上负责周老后事的同志。在我表明来意后，他们同意我前往周老家中祭拜。当我再次走进周老那间书房时，那熟悉的桌椅都在，只是那位从民国走来的老人走了。在这个房间，周老总说“一定是上帝把我遗忘了”。这次，上帝终于想起了这位“小人物”，把他从这个世界带走了。

当我把马老的鲜花放在周老照片前，我在心中默默地告诉已经远行的老人：“周老，成都的马识途先生让我代他来送您，您一路走好！”随后，我对着周老的照片深深地三鞠躬，这三鞠躬既代表马老，也代表自己。

我时常记起周老与马老他们对我的教诲，这些教诲让我终身受益。每次与周老见面，他总是告诉我：年轻人“不要从国家看世界，要从世界看国家”，要有大局观，要心怀天下。

马老则常告诫我：为天下立言乃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

老人们说给我的这些话，我作为一名文学小兵，一直谨记心中。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告诉我如何去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对国家充满爱的人，一个对民族有益的人，一个不虚度年华的人，一个谦虚的人。

每每有人提到周老对中国汉语拼音所作的贡献时，老先生总是很谦虚地说：“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我所做的微不足道。”

每每有人赞叹马老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名满天下时，这位已入党82载、文学写作已85个春秋、练习书法满百年的老人却总是谦虚地说：“我是个不成器的作家，从不敢以书法家自命。”“我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生遗憾，我为自己没能将记忆中更多、更好的故事写成文学作品感到遗憾。”

2023年7月，马老在成都正式宣布“封笔”。对于喜欢马老文学作品的读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幸运的是，马老只是“封笔”不再进行文学创作，他极具特色的书法还是应该会继续写下去。马老的隶书历经百年，老辣苍劲、大气磅礴，独具魅力，而且还常有独具匠心的变体。其笔墨在行走间有金石声、松柏意，古朴之中间或跳脱。

马老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过3次书法展（2005年九十寿辰书法展、2014年百岁书法展、2023年马识途书法展）。这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位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其举办了3次书法展的作家。这在中国当代文坛也是一个“记录”。真希望马老110岁的时候，我们还能再次在北京等来这位老人，为他举办“110岁书法大展”，聆听他的讲话，感受他的情怀。也无比期待在今年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能再见马老！（慕津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