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装代理qq 皮尔·卡丹：西装界“大哥大”的奢侈与救赎

皮尔·卡丹：西装界“大哥大”的奢侈与救赎

来源:新京报

2009年6月30日，北京某商场内的皮尔·卡丹专卖店。图/视觉中国

2001年，皮尔·卡丹发现未经他授权的皮尔·卡丹服装。图/视觉中国

皮尔·卡丹等国际知名品牌服装参展江苏省服装节交易会。图/视觉中国

“皮尔·卡丹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爱马仕”，父辈回忆道。在改革开放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皮尔·卡丹几乎是国民心中无可替代的第一奢侈品牌。

改革开放初，一位年近60岁的意大利设计师，依靠自己的品牌，彻底颠覆了夏穿灰短袖、冬穿军大衣的国民对于时尚的认知。这个第一次胆敢走近沉睡的雄狮并捋清其鬃毛的品牌，就是皮尔·卡丹。

然而，随着国民购买力不断提高，国际奢侈品牌“逐鹿中原”，皮尔·卡丹在这场混战中走下了神坛。在出售产品授权、引进11家代理商等一系列操作后，皮尔·卡丹在国民心中几乎与二线国产品牌无异，而产品质量被爆不合格、伪造者层出不穷，也为品牌蒙上了一层阴影。2017年起，皮尔·卡丹又使出量体裁衣等新招，但能否救活这一品牌，仍有待观察。

八九十年代的“爱马仕”

“买到皮尔·卡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牌子连包装塑料袋都很时髦漂亮。”现年57岁的林朝晖回忆起了自己第一次购入皮尔·卡丹时的场景，那时的皮尔·卡丹仿佛与回忆一同被蒙上了一层滤镜。

那是1994年的桂林，水泥路边多是青瓦白墙的低矮楼房，两节式加长公交车缓缓开过，自行车铃叮当作响。随着国际奢侈品牌开始抢滩中国，一家名为永得利的中高档品牌商店在略显清贫的桂林市中心开了张。皮尔·卡丹、金利来……踏入两层的永得利商店后，中高档品牌琳琅满目，而林朝晖则选择了当时最为大牌的皮尔·卡丹。在花费近600元购入一件皮尔·卡丹羊绒衫后，统一着装的服务员用品牌专用塑料袋包装好递给他。

大学毕业后的林朝晖留在桂林一家国营旅行社当导游，与皮尔·卡丹的十余年“交情”也由此开始。

1989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林朝晖的领导，一位旅行社副总经理从国外出差回来后穿了一套皮尔·卡丹西装到单位上班，不一会就被大伙团团围住，询问西装的质地与价钱。

“我们以前没想过西装的质地可以这么精良、服帖”，林朝晖回忆，自己在领导和外国游客的闲谈中才知道，皮尔·卡丹是国外奢侈品牌，“那时候一套2000元的皮尔·卡丹西装，在我们的心里，就相当于现在的爱马仕”。

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的桂林，非旅游业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工资普遍在300元左右，重点幼儿园学费150元/月，在桂林友谊商店购买一套上海名牌西装130元，桂林米粉一碗1元。

不过，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导游，林朝晖和同事的月薪是国企员工的五到十倍左右。德语专业毕业的林朝晖当时负责带境外旅行团：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台……这些境外游客都会给导游不少小费，算上汇率，90年代初，林朝晖和同事们每个月月薪能达到两三千元。

在先后购入进口日产轿车和“大哥大”之后，自1994年起，林朝晖陆续购入皮尔·卡丹的西装、短袖、皮带甚至内衣**，成为了皮尔·卡丹多年的忠实顾客。

如今，林朝晖对于皮尔·卡丹的推崇早已随着品牌光环的消散而趋于理性，不过，这个曾经的奢侈品牌换了一种更为“亲民”的形式静静地躺在衣柜中：每到南方湿冷冬季，林朝晖还是会买一些皮尔·卡丹的保暖内衣和厚袜子，“买了二十多年了，这个牌子就像老朋友，总归有感情”。

借时装秀展销会打开中国市场

皮尔·卡丹，一个由迪奥前任西服部负责人创造的高档西装品牌，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林朝晖等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的知名度会远远超过迪奥？

实际上，也与皮尔·卡丹最早进入中国市场有关。

1979年的中国大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刚刚苏醒，大街小巷都是军绿色、蓝灰色的衣服，人们对于时尚品牌既向往又陌生。在创始人预见到这个国家蕴含的巨大商机后，皮尔·卡丹决定来中国举办品牌时装展示会。

根据皮尔·卡丹官网介绍，这场对中国来说史无前例的时装秀举办于1979年，地点选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随后数年，皮尔·卡丹仿佛“开窍”一般，接连举办多场活动。

1981年，在北京饭店第一次举办对外时装表演；1983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第一次举办皮尔·卡丹国际产品展销会；1985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中国最大的时装表演，一万多人观看了此表演……在改革开放最初10年，皮尔·卡丹几乎每年都在中国举办展销会、时装表演甚至募捐活动，以此打开品牌在中国的知名度与销路，而国人的时尚观念也在悄然被皮尔·卡丹改变。

皮尔·卡丹正式进军中国的机会出现在改革开放10周年——1988年。

在此前一年，意大利最大的服装销售商和批发商GFT国际公司恰好与天津纺织集团、中信集团共同成立了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在这家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创始人皮尔·卡丹来到天津，根据品牌介绍，“皮尔·卡丹先生惊喜地发现这是他在欧洲以外见到最好的西装生产厂”。

当年，皮尔·卡丹就与意大利GFT国际公司签署了皮尔·卡丹在中国大陆最大的代理合同——男装代理合同。由此，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成为了中国最早生产和销售皮尔·卡丹男正装系列产品的公司，这也是皮尔·卡丹在中国授权的第一家正规专业生产公司。

皮尔·卡丹办时装秀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90年，皮尔·卡丹在北京、天津两地举办了5场大型时装表演。1993年，皮尔·卡丹参加第一届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并在北京天坛举办时装表演。而这个时候，虽然皮尔·卡丹主办的活动仍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但品牌名声已经传播至广东、广西等西南沿海省份。

见证其市场影响力的“高光时刻”也出现在此时，1995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皮尔·卡丹先生。然而随后不久，“领头羊”皮尔·卡丹就被卷入了各大奢侈品牌“逐鹿中原”的混战时代。

从“唯我独奢”到退居二线

在当下，皮尔·卡丹仍不乏有些年轻的顾客，其中27岁的张雷告诉记者，鞋码全且质量好的皮尔·卡丹是他买鞋的首选，5年内张雷购买了8双皮尔·卡丹的鞋。

尽管鞋的质量多被顾客赞美，但皮尔·卡丹的主营业务正遭受着争议。

2013年12月，有消费者向媒体投诉其购买的皮尔·卡丹女式皮衣存在质量问题，并出具了相关检测报告显示皮革撕裂力不达标。2016年8月，广东省工商局通报，由青岛卡登内着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的，在广东省境内经销的皮尔·卡丹牌内衣在纤维含量、标识等方面均不合格。

有业内人士将皮尔·卡丹成衣质量下滑的原因归咎于营销模式。2009年7月，中国卡丹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飞以3700万欧元买下了“皮尔·卡丹”的皮具、针织、皮鞋、手套四类品种在中国的商标权，随后通过同业网络进行大面积授权铺货。

而在此之后，出售产品授权就成为了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主要营销模式之一。

目前，皮尔·卡丹的11家代理商遍布全国，其中，顾客们购买的女式正装由北京一家代理商提供，男正装、男女袜由包括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在内的天津2家公司负责，男衬衫的代理商是一家厦门公司，如果在冬季，顾客想要买羽绒服，男式羽绒服由广州忠源公司负责，女式羽绒服则由江苏依豪公司负责，男女式牛仔由广州积家负责。

皮尔·卡丹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在2013年曾表示，皮尔·卡丹会“将权利授给当地公司进行运作，由该公司进行生产、销售，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主要是设计，设计师会跟代理商们进行辅导沟通，每年提供两次的设计图稿。”

业内人士称，皮尔·卡丹在中国市场基本采取的就是品牌授权模式，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由于客户水平参差不齐，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障，进而使得品牌的高端形象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全国的二级和三级城市，造假者尤其猖獗，他们的店面比真品还多，销售量比真品还大”，皮尔·卡丹品牌在官网称，造假者不光非法抢占了大量的市场，特别是他们低劣的质量更对皮尔·卡丹品牌声誉产生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受营销模式和造假者的双重影响，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这个曾经风靡全国的奢侈品牌如今在年轻人眼中已经变成了“二线国产品牌”。而它当年的“后来者”，如今已经夯实基土，成长为强劲对手。

当年，随着皮尔·卡丹开拓中国市场获利，各大奢侈品牌纷纷进驻中国试图分一杯羹。1990年，卡地亚落户中国；1992年，路易威登在北京开了中国第一家分店，登喜路也进驻中国；1996年，爱马仕和古驰闻风而来。如今，皮尔·卡丹提前十几年布局中国市场所获得的时机红利已经几乎耗尽。

在改革开放近40年后，皮尔·卡丹又出新招。2017年11月，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旗下皮尔·卡丹生活体验馆开业。在体验馆中，消费者可以实际感受产品质量，然后使用公司开发的“优裁缝”O2O的线上量体私人订制平台预约量体师，根据消费者的体型和偏好，携带样衣和布样帮助消费者参考款式，实现量体裁衣。但这能否助力皮尔·卡丹重新飞上枝头，目前并不明朗。

“买到皮尔·卡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牌子连包装塑料袋都很时髦漂亮。”现年57岁的林朝晖回忆里的皮尔·卡丹，与回忆一同被蒙上了一层滤镜。

（记者 林子）

传统批发市场的转型之路：怎么转？各有各的招儿

深度调查

传统批发市场的转型之路

编者按

受电商冲击，传统批发市场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加上受疫情影响，不少店主与市场一起，谋求突围。这既是众多青年创业者必须集体迈过的一道坎，也是地方政府落实“六稳”“六保”的一道政治命题。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有33家专业批发市场，正承受双重挑战的它们能否转危为机，倒逼行业內变，走上转型之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以此为样本进行了深度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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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90后滴滴司机司广坤得知记者乘车是前往服装批发市场采访时，羞赧地透露了自己的另外一层身份：“我其实就是个卖服装的小老板，现在有空就开滴滴‘自救’。”

司广坤最初在杭州经营门店，2016年回到合肥，起初在安徽白马服装城租了商铺，从事服装批发，接触电商后，重新转回零售，线上、线下相结合。目前，他在一家商业综合体开了两间门店，但疫情发生以来，门店生意都很冷淡。白天到处跑找货源，晚上当网约车司机，是他当下的生活常态。

司广坤提到的白马服装城是安徽省内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在合肥市瑶海区，围绕着合肥火车站形成了33家类似的专业市场，基本上都是“买全国卖全省”，经营纺织服饰、百货食品日杂、家居建材等，2019年共实现交易额总计逾600亿元。

作为零售商，司广坤如今面临的困境，无疑也折射出上游专业市场的现实处境。

受电商冲击、疫情影响，传统专业市场正承受双重挑战，它们能否转危为机，倒逼行业內变，走上转型之路？这既是众多青年创业者必须集体迈过的一道坎，也是地方政府落实“六稳”“六保”的一道政治命题。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了深度调查。

曾经“买全国卖全省”，如今分销功能递减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广东等地率先出现很多小商贩扎堆儿经营的贸易集市，后来演化成以“批零兼营”为主的专业市场。少数位于一线城市的专业市场，成长为特色鲜明、颇具优势的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商贸流通中心。

但是，由于区位、客群数量等条件制约，绝大多数位于省会城市的专业市场辐射能力有限，往往承担“二级市场”的功能，其中的批发商则扮演着“省代”(全省总代理)的角色。

温州籍70后创业者吴仁游，曾经负责福建某知名运动品牌的运营。在那个群雄纷争的品牌营销时代，他见证过专业市场和“省代”为打开全国市场立下的赫赫战功。当年，一个不起眼的空间，就可能是全省的“招商窗口”，其背后就是一段商业传奇。“那时品牌商没有全国分销系统，只能依靠这些‘窗口’走向全国”。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吴仁游发现，合肥公司楼下的这家专业市场，很多商户开始撤离。“传统批发市场的日子都不好过，一年不如一年，市场服务能力、体验能力越来越弱，空租率很高，如果不转型，会变成‘空城’。”他感慨。

事实上，业内人士都清醒地意识到：置身互联网时代，买卖双方信息逐渐对称，去中介化趋势增强，零售商、消费者可以跳过实体店和批发商，直接通过网上渠道从厂家拿货，批发环节已不再重要。

2019年起，司广坤就开始尝试“越过”批发市场，专门去杭州、广州、深圳找厂家，基本上每个月跑一趟，起早贪黑，经常脚都走肿了。不过，他经营的70多个服装品牌，一件就能节省15%-20%的成本。“以往需要补货时，批发商没有足够仓储，还要去找厂家发货，再转给我，往往耽误了商机。”他补充道。

怎么转？各有各的招儿

传统专业市场，显然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刻。怎么转？每一家企业都拿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

80后的孙贤鸿是合肥四季青服饰批发市场商管公司负责人，之前就在邻近的专业市场从事了10多年的管理工作，深刻体会到转型的阵痛。他入职后，带领商管团队开出了最彻底的改革“药方”。

这家服装商城呈现出“混搭”的布局。二楼还是服装门店的天下，三楼已有6家专卖酒店用品的店铺入驻，还有几家正在装修。

“去年下半年开始思变，未来酒店陶瓷用品、不锈钢用品、厨房设备、咖啡机、布草的商家都会进来，打造全业态的精品酒店用品批发、零售集散地。”孙贤鸿坦言，虽然转型耗费精力、财力，并有风险，但不走出这一步，可能就没法生存下去。

“之所以选择转向酒店用品，因为这个行业受电商影响小，且有市场前景。”据他介绍，客户选购酒店用品时，往往涉及几百、几千种单品，必须要去实体店称重、选材。此外，合肥尚无规模化的酒店用品集散地，安徽省内的宾馆、饭店可以前来采购，市、县的批发商也可以来进货。

“服装批发、零售店以夫妻店为主，技术含量低，门槛低，大多是等客户上门。”他分析，相较之下，酒店用品投资门槛更高，考验经营者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需要经营管理人员走出去，把客户引进来，把品质做好。

目前，四季青服装城1-4层经营业态正进行转型，由原来的服装批发零售转型为酒店用品批发零售，转型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5000万元。

“在专业市场转型路上，定位和方向很重要，招商也很重要，能找到客户资源和经销渠道才是王道。”孙贤鸿说。

在吴仁游看来，现有的代理商一样可以“变身”零售商，进而成为零售系统中的分销环节，同时成为互联网营销路径上的“节点”，做好结算和售后服务，销售链路越来越短，商品的价格更有竞争力。

“当下，品牌端和零售端在改变，大批发时代变成了大零售时代。”他创办的店茂网络科技公司旨在助力传统批发商转向网上“新零售”，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技术支持。“这样一来，专业市场的批发商不用开实体店，通过互联网，也可以进行分销零售”。

最彻底的转型：重构产业链

“批发市场‘挣差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年过六旬的汪登厚是白马服装城的缔造者，也是安徽服装界的“元老”。在他看来，专业市场最彻底、最根本的转型莫过于重构服装设计、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真正实现安徽生产的自主品牌“卖全国”。

在汪登厚的推动下，服装城原先已有近80家代理商成功转型，自主经营的印象树、安娜等服装品牌，已经进军全国市场，不过这与他心中的期待距离尚远。

“安徽是纺织大省、服装加工大省，但是自主品牌没有核心竞争力，生产工厂以‘外单’‘代工’为主。比如，杭州的大部分服装品牌，都在安徽生产，我们运出去，还要再进回来。”这是长久以来压在汪登厚心头的遗憾。

“安徽生产原创服装到底行不行？放在以前，我心里也没底。”今年4月开始，汪登厚带着同行和设计师走访调研，跑遍了省内十几个地市的工业园区。他发现，纺纱厂、漂染厂、织布厂等配套工厂一应俱全，具备发展服装产业的基本条件。

在沿海地区的调研更是让他感到振奋：“在全国从事面辅料经营的皖籍经营户近千家，皖籍的知名服装设计师活跃在各大设计机构。”由此得出结论：可以通过外接和原创设计来带动安徽省服装加工厂从OEM(代工)向ODM(原始设计制造)的转型，从而来推动安徽服装批发市场的升级转型。

不过，产业转型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产业顶端的青年人才。为此，汪登厚又开始频繁对接青年设计师，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回流”家乡。

宣城籍的丁岑岑已经在安徽白马原创设计品牌基地工作了近两个月。2015年毕业后，她一直留在杭州，从事原创品牌设计和批发款式设计。她居住的余杭区，服装公司和工厂集聚，工作非常便利。

今年，丁岑岑回乡探亲时，认识了汪登厚，二人交流后，她刷新了对安徽服装产业的认知，决定回来试一试。近一个多月来，她出差去了皖北几个城市，帮助那里的工厂进行面料开版、款式设计，“希望能和更多安徽设计师一起抱团发展，为安徽服装产业转型贡献一份力量”。

29岁的阜阳籍设计师杨杨也同样来自杭州，这些天，她正忙着把设计的样衣交给汪登厚，由他联系产业链，确认版型是否达标，能否进入市场。

“很多皖籍的设计师都有家乡情怀，当看到家乡的潜力时，会有更多‘家人’回来。”她还计划着回乡以后，把自己的直播工作室继续开起来，向更多的家乡同行传播设计理念和方法。

“如果能促成更多青年设计师回归，会带来订单回归，助力破解产业工人没活儿做、工厂停转、设计作品缺乏灵魂的困境，更有助于形成‘组织买全省卖全国’的格局。”汪登厚信心满满地说。

“创二代”接班，颠覆传统经营思维

“产业转型，关键是经营主体观念的转变，如果固守旧的思维不变，转不起来。”33岁的管方伟算是白马服装城里的“老人”，他见证了周边那些因循守旧的“夫妻店”的相继退场。

在很多传统的专业市场，首批经营者都是原先商铺的持有人，文化水平不高，靠着好的市口，坐等客人上门，现在对于拥抱互联网更是缺乏信心。这些年来，不少“房东”纷纷将商铺转租给更有商业思维的年轻人，无形中为专业市场转型“换挡赋能”。

管方伟2016年毕业后进驻白马服装城，在三楼租下40平方米的铺子，经营创意文具，现在他的形象展示店面积已达2000平方米。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好，品类也越来越全，代理了50家文创和文具类产品，并辐射11家直营店。

“顾客来买文具，并非只图便宜，很多是即兴消费，因为环境激发了购买冲动，喜欢就买了。”管方伟不仅在选品、组货上独具眼光，而且特别注重购物环境的营造。他最看不惯的是，“批发店里为什么要堆得乱七八糟？批发店也可以和商场门店一样漂亮，要主动转型迎合客户的需求。”

在他看来，互联网时代，货品的信息都是“透明”的，拼的就是购物环境、客户体验和售后服务。这些条件恰恰是电商不能提供的，因此，专业市场的部分品类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这些小物件，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一下配齐，此外，如果你急需一支铅笔，会花上两天时间，等电商发货吗？”

与管方伟不同的是，90后朱磊是个“创二代”，进入专业市场，是“被迫”接了父亲的班。父子二人接力奋斗17年，积累了稳定的客户和渠道。眼下，他们在中绿广场经营两个形象店，代理15个内衣品牌，供货覆盖1700家店铺。

朱磊大学学的是生物专业，准备子承父业后，他没有急着立马站上自家的柜台，而是第一时间应聘南京的一家服装企业，学习仓库管理，此后又去长沙学网店运营。

“我外出学习时就发现，知名服装连锁店特别注重灯光氛围的设计，内衣的陈列也一样需要光线的烘托。”工科出身的朱磊自学美学设计方面的知识，自己动手对店面的灯光进行改造，并定期督促分销门店对展架、货柜等进行更新换代。

他深知技术的重要性，为此引进了销售管理系统，通过数据库对配货和盘存进行动态管理，甚至自己动手设计了程序，通过数据模型分析“销售轨迹”。

“什么货、什么尺码卖得好，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调整进货比率，并且把这些信息反馈给我们的订货商。”在朱磊看来，“我们要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加盟店进行指导，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必须实现共赢。”

“顾客付钱的那一刻，不是交易的结束，而是交易的开始，保持顾客的黏度，至关重要。”朱磊不断向父亲传输这样的观点。他安排专员对客户进行售后回访，收集反馈意见，及时调整经营方向，提升服务质量。

“这些看似多余的工作，无形中也增加了经营成本，父亲问，怎么生意大了，赚钱反而少了？”朱磊向他解释：“赚钱就是为了投入服务，和客户成为朋友，才能做长久的生意。”

“没有哪一家商户可以独自完成转型”

80后包丰华长期从事商务男装和时尚男装代理，曾开了几十家专卖店，尝试过多种商业模式。从2016年起，他的肩上又多了一重使命——安徽白马服装城商会会长，带领600多家会员企业集体踏上转型之路。

除了为会员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包丰华抓住各种机会反映专业市场经营户当下的创业痛点。“固定资产大多是商铺，谁会买那么多住宅呢？可是当前的现实是，银行贷款只认住宅抵押，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台针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扶持政策。”此外，他也多次向商业综合体的管理部门呼吁，疫情时期，不能只追求投资回报率，只有下调租金，才能避免高空置率，让整个行业都有生意做。

“没有哪一家商户可以独自完成转型，转型是行业的事情，也是政府的事情。”他感慨道，“政府是旗帜、风向标，需要政府牵头，整合专业市场资源，依托现在的安徽时尚街区，带领各方整体转型，促进市场稳定发展。”

据了解，从2018年起，合肥市瑶海区围绕布局最为集中的服装专业市场，规划打造“安徽时尚街区”，构建“东区西区均衡发展、批发零售各成体系、市场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充分满足新消费新需求”的立体商业生态体系。2019年，该区被授予“中国服装商贸名城”荣誉称号。

日前，由政府引导、企业推动的品牌孵化项目——安徽(白马)原创设计品牌基地，也已经处于开业倒计时阶段。

该项目由面辅料展厅、原创品牌展区及直播基地构成，并引入设计工作室与原创设计品牌，对接生产工厂，旨在孵化安徽自主品牌，探索新零售模式。同时，将牵引白马服装批发市场由外采型转为原产型，带动全省的服装产业的升级转型。

“全区33家专业市场，共有两万多家经营户，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计，这是做好‘六稳’落实‘六保’的着力点、关键点。”据合肥市瑶海区委书记黄卫东分析，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对于老工业区而言，专业市场既是发展潜力所在，也是转型的难点，无论从城市发展，还是民生就业来看，都是绕不过去的。

“专业市场的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过新技术和业态创新进行赋能，还要注重增链、补链、强链，让产业链变宽变长。”他强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磊 王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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