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老师加盟店挣钱吗

500万人学田楷，拍卖只有2000元

有朋友问：田英章既有传统的功底，又有影响力，为什么他的书法很少上大拍卖呢？

国内几大拍卖行截止目前为止，也就北京保利拍过田老师的社几副书法作品，在1千到2千左右成交，这也太低了吧？

让人有一点费劲

第一，参加大拍的收藏，眼光都比较高啊，想收藏到到独一无二的精品，

田楷的普及性太大，不符合这个要求，

第二，因为写田楷的人太多，这个当中不难，有高手的出现啊，模仿当老师的书法，

而拍卖公司，他是不保真的。怕买到赝品，

田英章和不遗余力的开班，出书，号召大家学田楷，结果就是大家都写成了千篇一律的印刷体，扼杀了许多书法爱好者，

没有书法经验的朋友，使得大众对于书法的审美越来越局限，仅仅停留在了欣赏美术字

而对于更高级的书法作品，往往嗤之以鼻，

甚至对于二王书法都不屑一顾，

田英章是当代楷圣！

田蕴章和田英章两位先生的楷书，我是这样。觉您要是觉得这个田楷，觉得很喜欢。但学无妨。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这个田楷，他写的非常的规范。

非常优美，也有很高的这个艺术价值。

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想学欧阳询，想学欧阳询的这个楷书。呃，又觉得欧阳学得非常难，我学了半年，我学不成，那我能不能我先学田楷？作为一个过渡啊！这个登堂入室以后。再去学欧阳询。

这个这个不行。为什么说不行！我们学书法。最初我们学的是笔法。

是先解决笔法的问题，但是恰恰是这个田楷和欧阳询的楷书在笔法上有非常大的区别。

田楷是以这个侧缝多。

它吸收了很多这个清人的楷书，还有就是二王行书的一些笔法。

这个字形就显得很优美。你很漂亮，

他这个字形是漂亮，但是这个力度上就会就会差一些啊。

这个就是这样，顾此就会失彼，

欧阳询的楷书，他是以中锋为主。

他的字形有时候就是我们现代人看上去啊，好像是不如田楷那么那么那么美观。当然了，这是这是我们这个欣赏这个欣赏能力啊，有局限，其实欧阳询的这个字嗯，才是有大美，

田楷让500万人误入歧途，堪称书法界最大的毒瘤，

很多人会问，为啥专业书法圈总是抨击田英章？

这是文人相轻吗？其实，对于支持正统书法回归的传播者来讲，面对那些深受田凯毒害而不自知的人，是深感痛惜的，

当你的书法眼界和审美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你就会发现对书法的祸害有多严重，但笔法上，田凯没有继承正统的进场笔法，而是情人馆阁体立法，一种装饰性的描画为主，杰斯上更是将正统书法写成了印刷体，这是对于书法最大的祸害，

田英章的书法不属于江湖书法，也不属于老干部体。

他叫写字，是一种印刷体，所以说用毛笔书写的美术字，从这个意义上讲，田英章的楷书和婉晴的馆阁体倒是相提并论，

为啥专业是很多人说田凯是印刷体？

他是技术，他不是书法艺术没错，我承认田凯他确实是偏技术多一点的，这个书法到底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呢？怎么理解呢？怎么理解？

在这本书里，讲书法书法中书法，既是艺术又是技术，艺术两个字呢，比较玄妙，但是如果你想把字写的美观这个书法的技术啊，也是不能不讲的。

当然，技术不等同于艺术，但是如果你的技术表现不出书法的特点，也就不要提艺术了。

启功说，我觉得书法的技术还是很重要的，尽管很多理论家认为技术是艺术里头最低层次的东西，是入门的东西，不过我觉得由高到低上多少层楼，你也得从第一层迈起啊，没错，很多人呢？

初学书法。大谈特谈艺术，你眼睛都瞄天上去了，地基还没打呢，这样也是不对的，很多人说。

人才振兴 新农人成京郊农业高质量发展主推手

“大城市小农业”的北京，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仅为0.3%，但北京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却高达75%，处于全国“领头羊”水平。

科技进步贡献率背后是人才力量的支撑。2023年起，北京更是突破农业技术职称评审的学历和现职天花板，根据农民实际业绩贡献评定职称，农民开始以职业化的形象面向社会。年轻钢琴师返乡务农、初中毕业的种植户评上“副高”，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农人，正逐渐成为京郊农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主推手。

2023年9月，怀柔渤海镇，李思鹏在采摘古树上油栗。受访者供图

“土专家”成为“副教授”

6月8日，房山区一座大棚的蔓叶里滚着几十个大西瓜，这些西瓜从五月开始平均每天长一斤二两，再过一个月，瓜重就要到70斤了。这些大块头的西瓜，浓缩了59岁的田从和近30年种植作物的经验。一般超大型西瓜用的是嫁接苗，但田从和偏要用自根苗，对他来说，能精准把握苗儿生长条件并决定它们生长走势，方能体现出“好把式”该有的种地手艺。

从2023年开始，初中毕业的他有了一个头衔，高级农艺师。有人说，这职称相当于大学的副教授了，但更多人还是喜欢喊他“田老师”。近年来，从东北到海南，有超过3万种植户向他在网上请教种植技术，有种植户问他品种选择、水肥配比甚至从旋地到采摘全环节的要领，他来者不拒、无所不答。

田从和在房山区的瓜棚里。受访者供图

“1994年，第一次搞大棚种植，当时连叶菜种类都分不清楚。”田从和早年养过猪，为了将猪养好，在母猪临产时候就干脆住在猪棚里；到自己种菜了，他就天天在菜地里待十几个小时，看它们生长变化。“母亲说过，这大棚里的五千个苗儿啊，就是五千个不会说话的小娃娃，但它们也有饥渴冷暖，你伺候好了，它就长得好。”

田从和告诉记者，在北京种地的一大好处，就是不愁学不着东西。田从和觉得自己就像“庄稼苗”，不停地汲取养分、不停地长。“我每周都得去参加区里的、镇里的培训，听说哪儿有专家来讲课，只要没要紧的事儿，蹬着自行车、带着马扎径直过去。”

“大城市小农业”的北京，202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0.3%，但北京却为种植户们提供了高频率的学习机会。市里不仅有《加强和改进农民培训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农民职业素质提升培训实施办法》等专门政策性文件，有“千名干部科技人员进千村入万户”活动；每年还会对10个远郊区选聘上来的2400余名全科农技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十年来，北京大力培育农村高素质人才、提供农民职业教育机会，截至2023年，有超过1000名高素质农民破格接受全日制免费大专学历教育。

据统计，仅2023年度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就组织10个远郊区完成农民培训2.2万人次，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年累计开办各级各类培训班76个，农民培训总学时在16.3万学时以上，农民培训建档数量创近10年来最高；学员满意度99.8%，同创历史最高。

51岁的顺义区龙湾屯镇丁甲庄村民朱艳明，去年评上了农艺师职称，今年夏天就要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毕业了，他最近忙着写论文，要将自己22年种果树的心得诉于纸上。朱艳明说，这十年来，国家给了农民很多提升自己的机会，让握锄头的手，也能握上笔杆子。如今，他的合作社能服务4000亩京郊果园，为120多户村民实现经济增收。

朱艳明在给果树套袋。受访者供图

2023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和市人力社保局把有技术有业绩的高素质农民评定职称纳入到了统一的职称评价体系，共有11名来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的新型职业农民申报农业技术职称评审，田从和、朱艳明等农民，从此可以不受学历和现职称限制，凭借其在各自行业领域做出的突出业绩破格申报并经评审取得了技术职称。

北京市农业技术系列职称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修达告诉记者，为这些高素质农民评定职称，可以发挥对乡土人才的评价、考核、检验作用，有助于他们的技术水平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增进荣誉感，从而更好地发挥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为他们参与农业科技交流、对话搭建更高的平台。

当村里来了“95后”企业家

燕山南麓的怀柔区村落里，分布近千株500年以上的老栗树。一直以来，当地村民种板栗、炒板栗，可是随着消费者口味逐渐多元化，初级农产品开始门庭冷落。直到六年前，1995年出生的李思鹏修完大学音乐专业，返回怀柔渤海镇创业，采用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终于让家乡这个“老口味”在食品竞争白热化时代里稳占一席之地。

“年轻钢琴师跨行做农业”，一直炙热的农业情怀，让李思鹏决心把家乡的栗子产业做好。相比父辈们过多重视初级产品生产，李思鹏结合怀柔当地古栗树文化，打造明清栗园，开发各类板栗相关深加工延展品，实现“花式吃板栗”；积极与龙头餐饮商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供货渠道，并成立网店、入驻新媒体平台，实现品牌增值。

即使出现了新冠疫情，李思鹏的合作社仍能实现利润增长。他还带领乡亲们富了起来，他的合作社与镇里千余名农户签订《板栗保护价购销合同》，每年组织收购销售生鲜板栗500余吨，定期组织开展免费农户技术培训、指导和种植服务。

在李思鹏的示范下，怀柔区越来越多板栗产业从业者，开始将新技术、新思路引入自家板栗园中。如今，全区板栗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产业覆盖率达到85%以上。2023年，渤海镇因板栗特色产业鲜明、示范带动作用明显，成功入选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因为对“怀柔板栗”贡献作用突出，李思鹏在2023年被共青团中央、农业农村部授予“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

同样是1995年出生的赵佳劼，2023年从奥地利留学结束后回到家乡延庆，在父辈原先的采摘果园里进行二次创业，成立专门的创意策划团队，将果园打造成一个能带动周边100多个农户增收的多业态休闲园区。

留学后回到延庆的赵佳劼。受访者供图

赵佳劼告诉记者，除了北京对返乡创业人才的利好政策，吸引他重返京郊的原因还有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优化，“延庆生态环境本身比较好，乡村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所以，我们回村创业，并不面临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情况。”

将爱热闹的年轻人，从城市吸引回乡村，北京靠的是为创业者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对不符合首都实际、不满足生态要求的产业做减法，对科技含量、绿色指数和生态价值高的做加法，着力打造质量高、京味浓的乡村产业体系。

与提升京郊乡村基础设施一并进行的，还有一系列政策手段鼓励人才返乡创业。比如《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就业的实施意见》，就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种业科技人才、优秀高校毕业生等城市各类人才带着资金、技术下乡创业发展。符合条件的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可享受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社补岗补等政策优待。

“这些政策是很实惠的。比方说，可提供最高3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提供最高300万元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顺义居民郝海龙原先在朝阳区企业里工作，但在2023年加入了朱艳明在顺义区的农业合作社，对各项好政策，他如数家珍。

十年时间，在乡村人才振兴的路上，北京农业给出了一张高分亮眼的成绩单：2012年至2023年间，北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69%达到75%，农村实用人才总数从4万余人达到6万余人。

为了让乡村出现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2023年起，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实施方案》，开始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北京市计划从2023年开始，每年培育100名左右“头雁”，他们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及种养大户，致力于促进北京乡村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和产业链的现代化。

村里带头人抓党建实现“脱低”

67岁的王淑平是镇政府退休干部，在密云区溪翁庄镇尖岩村担任第一书记已经十年了。6月7日，在村里崭新的文化广场上，她告诉记者，曾经的尖岩村，作为密云水库整建制移民村，由于没有土地资源，产业底子薄，400余户村民中超过一半都是低收入户。王淑平回忆，当时村干部商讨了下，一致认为尖岩村要脱贫，要首先抓党建工作，把人心凝聚起来。2016年，尖岩村创新实行党员街长制，10名党员每人管理一条街，街长除了维护环境、治安巡逻，还有矛盾排查、调解纠纷的职责。随着基层党建不断加强，村里形成了在活动组织中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局面，统筹发展旅游产业的工作也开始有效推进。

6月7日，王淑平在尖岩村，回忆这些年村里的发展建设。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2023年，街道洁净、白墙黛瓦的尖岩村，俨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目前全村有180余户村民发展民俗旅游，有数十家精品乡村酒店；村里还以“栗子宴”为抓手，每年举办技能培训，实现户均收入10万元以上。

将视野从尖岩村拓展到整个京郊大地，3891个行政村在十年里实现全市基本都达到干净整洁有序的要求，并有2000余个行政村建成了美丽乡村。密云区组织部副部长李斌表示，尖岩村振兴起来的经验就是，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增强，从而能够让群众参与起来，上下同心、双向互动，才能最终把共同生活的村子建设起来。

从2015年起，北京连续从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上千名第一书记到经济薄弱村、低收入村和党组织软弱涣散村驻村帮扶，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脱低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发挥才智，从2006年至今，北京选派数万名大学生村官到村任村书记助理或村主任助理。今年四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北京市2023年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事支农工作招聘公告》，宣布今年全市计划招聘461名高校毕业生担任乡村振兴协理员，全部安排到农村从事支农工作。

记者采访北京市多位第一书记、驻村选调生发现，驻村干部会给村子带来新的社会资源、先进理念，为村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把助力；更为重要的是，驻村干部与村庄两委班子建立起密切合作联系，双向提高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形成一个新的更具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村两委班子。

密云区应急管理局马海祥，从2023年开始担任冯家峪镇前火岭村驻村第一书记。该村是密云最北边的村子，产业基础薄弱，马海祥便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来前火岭村进行考察调研，商讨生态优势转为经济效益办法。选调生李佳珊在平谷区桃棚村担任了一年多的党支部书记助理，她告诉记者，在自己积极参与村里疫情防控工作和为村里旅游产品做线上推介的时候，自身也收获了更成熟的业务与交往能力。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必须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要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一线岗位，把乡村振兴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

“我在尖岩村做了十年第一书记了。十年时间，尖岩村越来越新，我越来越老，但也越来越开心。”2023年，王淑平在区里镇里支持下，引进了知名品牌民宿主理人田洋的投资，田洋在尖岩村建设了15个精品民宿小院，不仅成为村里新的风景线，还直接带动相关村民年增收两万五千元，“让村子富起来的，除了大家的努力，也有企业经营者的功劳。我们做干部的，只有为经营者做好营商环境，才能帮老乡过上富裕日子。”

乡村人才振兴的“北京方案”

在中国，乡村人才流失仍是待解难题。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55岁及以上占比33.6%，36-54岁的占比47.3%，年龄35岁及以下的占比只有19.2%。

朱艳明在村里种的果树，许多树体已经老化了，如果不及时更新，会影响后续挂果量。但他最忧虑的还不是树体老化问题，“现在农村年轻人还是太少。村里的‘70后’都算年轻的了。以后这树传给谁，是个事儿。”

北京市的农业规模相对比较小，对吸引高素质人才投身和长期留在农业来说是一个挑战。

“其实一些在北京从事农业的外地人，干得也不错。但是就因为户籍问题，可能就留不下来了，他们不少人也是农业好把式，要是离开北京，也是对北京农业人才的损失。”朱艳明告诉记者，自己合作社还有外地农业者加入，他们有的懂智能育秧，有的懂南果北种。

长期以来，人才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是乡村人才匮乏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来看，靠招聘一些短期到乡村服务的人才并不能解决乡村人才问题，由于土地、户籍、集体产权制度等种种体制机制的壁垒，这些人才很难在乡村长期扎根。

如何解决乡村人才面临的流失挑战，从而实现首都乡村人才向数量和质量并重的方向发展？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人才工作处处长付鹏认为，北京虽然是小农业，但却是适应大都市需要的精品农业、休闲农业、智慧农业的大市场；对那些把科研成果落实在京郊大地上的人，还需要更加重视，给他们更多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

十年时间，北京农业部门初步积累起一份破解乡村人才流失难题的“北京方案”：从长期来看，因为城市和乡村存在产业特点、环境差异以及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客观差异，解决乡村人才匮乏问题需要久久为功；精准实施农村各类人才培训，在大量吸引外来人才无法短时间内实现的情况下，需要提高乡村存量人才的能力和素质，培养本乡本土、扎根农村、留得住的人才；发挥农村干部人才队伍的主导作用；重视对农民进行生活卫生、文明素养方面的培训；提高对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相信也正是这份“久久为功”的韧劲与“精准培训”的热忱，人才振兴的“北京方案”将会越来越充实、越来越细化，让北京这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越来越壮大，行稳以致远。

记者手记

让写在大地上的论文获得更多肯定

村庄里的“土专家”，和大城市的专家学者其实是有共性的，他们身上都有股能吃苦、爱钻研又特别上进的劲头。“土专家”为了读懂植物的生长语言，愿意拿数十年、每天十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和植物对话，和土地亲和，去把庄稼的生长规律摸索出来，出一套为当地庄稼量身定制栽培方法，让自己和一方乡亲逐渐富裕起来。

十年来，北京市大力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育工作，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这对农村本土人才成长是一项利好。农业是一个需要情怀与毅力并高度投入的行业，年轻群体务农意愿持续走低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要给真正热爱农业的人干农业的机会，需要政策空间的进一步释放，需要机制的进一步理顺，需要更多的突破与创新。

去年开始，北京创新试点探索职业农民破格申报职称评审工作，让没读过大学的农民也能评上职称，让农民在土地上取得的成就得到来自国家的认可。有获得职称的农民告诉记者，这种认可让他心里痛快，有了更多的成就感。不过，城里人的“职称”不仅是荣誉，通常意味着与之相应的待遇，农民取得的职称将来如何能有更直接的收获还有待观察。更多的中国农民在用技术思维去运营农业，现代社会，农民早已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土专家”们其实一点不土，他们在干着最艰难却也最辉煌的事业，他们的论文与成果都在大地上，记者也深深期待，那些用汗水写在大地上的论文，能够得到更有“含金量”的肯定。

新京报记者赵利新

编辑张树婧校对卢茜

在咸阳当了10年代理教师，我后悔没有早点放弃

高中毕业后，我做过十年乡村代理教师。

即使没有亲身经见，没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农村生活的经历，顾名思义就知道，代理教师不是正式教师，没有国家编制，就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在农村学校教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乡镇教育组聘请的临时授课教师，一般聘任期一学年，可以连聘。

“代理”和当时的民办教师有所不同，民办教师是1981年以前由上级统一招考的农民身份的老师。

1981年以后，国家未曾再招民办教师。1981年以前在学校任教而没有通过考试和1981年以后进学校的农民身份的教师，都是代理。以我的年龄，不可能参加那些考试，所以只能是代理。

■图源网络

当时学校的教师有三种身份，代理无疑是地位最低、工资最少、工作量最大、最没有尊严和保障的，常常流失，频频更换。但也有坚持得好的，一教就是一二十年。

民办教师经过一次次考试，最终都转成了公办。极少一部分代理最后也修成了正果，搭上了“民转非”的最后一班船，以后光荣退休，每月领养老金，“公”梦得圆。

更多的代理教师离开学校后，开始自谋生路，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工作，出卖体力。其中有一部分人还一直行进在维权的路上。为了解决这种现象，国家曾出台政策，任教三年以上的代理教师，在其60岁以后，可以领取每月几元至几十元的补贴，与教龄挂钩。后来又听说各地对这一群体进行一次性补偿，咸阳好像是每年（教龄）200元。

我所在的渭城区正阳镇，后来划归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我知道，同仁们还有领袖在努力。我也不能做什么，连群里喊加油的劲儿都没有。虽然心有戚戚，但我看不到光，只能祈祷他们成功。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把大半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当他们被一鞭子赶离开学校时，他们已经有了些年纪，错过了学技术和挣钱的最好年华。现在他们老了，老无所依。一点补贴，或许就是他们的救命钱。

■《银河补习班》剧照

于我而言，它们就是三十晚上杀猪，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当然，如果真有了“猪”，我的年夜饭或许会丰盛一点，心里也会感到些许温暖。

那个黑色的七八月，也是我人生经历最艰难抉择的时候。补习已无可能，不补心有不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学录取率相当低，落榜生补习一年再考司空见惯。高中本来三年，于是补习生就自嘲或被嘲讽为“高四生”。有的有恒心，在高四一待就是多年，终于勉强上了大学。有的越补越烂，最后不得不郁郁还乡。

我属于后者，补习了一年，依然名落孙山。

秋季快开学的时候，我初中时候的语文老师让人捎话给我，说乡教育组正在找代理教师，如果我愿意，可以去教育组报名。于是，通过考试，我成了韩家湾小学一年级的包班老师，除了体育、音乐、美术课有别的老师来上课，可以休息40分钟，其他时间都是我的工作时间，我都待在一年级教室里。

一边上课一边学习。

好在有教材辅导，有教案书之类，可以先照猫画虎，再慢慢琢磨。好在老师们都不错，有问必答，热情帮助。好在有一位严厉的校长，他也曾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我对这位校长的事多有腹诽，但是他的严格认真，雷厉风行，让我在刚刚参加工作步入社会时积极，努力，多有精进，获益多多。

■图源网络

两个月后，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调进城里，我便被安排接替了她的工作。学校又在村里找了一个人接手我的工作。

第二年，我执教于白庙小学。之后是马家堡小学、白庙中学，然后是红旗小学、正阳中学、卓所小学。

几乎每年暑期都有一次象征性的“代理”招考，每次我都轻松过关。

我是在马家堡小学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丈夫，并完成了终身大事。在白庙中学教过地理和语文之后离开了娘家韩家湾乡，来到了丈夫家所在的正阳镇，又在红旗小学做了多年五年级包班老师，既带语文又带数学还是是班主任。

红旗小学全名是正阳镇中心小学，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学校。校长先是房老师，后来是邓老师，而教导主任一直是潘老师。潘老师几年前去世了，临终前我去看望过他。聊起红小岁月，恍若隔世。

那年正阳中学缺老师，我被从小学破格提拔到了中学，教初一代数和语文。中学全是正式教师，年轻点儿的都是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的。

当时正阳中学条件最好，离渭河发电厂近，是农村中的城镇。那些无法进城的师范生愿意留下来，不少女老师后来成了发电厂职工家属。全校只有我和另一位教音乐的乔老师是代理教师。我们俩同命相怜，惺惺相惜，感情颇好。乔老师几年后因病去世，正值壮年，想来唏嘘。

在正阳中学每周开全校教师会，会上所讲除了教学，皆是什么工资、职称、社保等等，而这些与我们毫无关系。我和乔老师坐在那儿，浑身不适，又不能退场。那年因为我所带班成绩好，我还被评为优秀教师，这更是让我如坐针毡：在狮子和老虎的山林，一只兔子凭什么？

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鸡立鹤群”的难堪，主动要求回红旗小学。红旗小学有一半老师都是民办和代理，还是和同类待一块儿舒服。

■《老师·好》剧照

当时红旗小学除了接收后排和左排的学生，还接收前排和卓所村五六年级的学生。所以五六年级学生人数较多，往往要分两三个班。有平行班就有竞争，老师就更卖力。

感谢家里人，当时我们家在渭河南岸种着果树和蔬菜，“一亩园十亩田”，正是最需要人手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拖我的后腿”。我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于学校工作，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晚上还要家访和辅导。他们忍受着我每月从75元到120元不等的工资，而这只是他们一天卖菜的收入。他们忍受一个好劳力如此地浪费，却没有人劝我放弃。

现在想来，他们当时的“尊重”助长了也铸成了我现在的懒惰、无能和无所事事。要是他们那时候蛮横一点，强硬一点，说不定我的人生也会有一番作为，至少可以自食其力，而不是像现在寄生虫一样，看不到价值。

我后来放弃教书回归家庭，是因为怀孕后期，回家待产。而那时候，正是有大专文凭的代理教师唯一一次参加考试招转的关键时候，我自然没有参加。我婚后多年未孕，老天终于给我送来一个天使，还有什么比照管天使更重要的呢？

许多年后被拆迁，我从箱底翻出我的那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文凭，满眼酸涩，但是无悔。老公勤劳，女儿乖巧，翁婆厚道，一家人相亲相爱。这就是我的幸福，简单、纯粹。

我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校是我们村小学——卓所小学。学校只有幼儿班和一到四年级五个班，每个班一二十、二三十人，与我在红旗小学的动辄四五十人和高年级包班相比，卓所小学的工作实在是太轻松了，还不用路上来回奔波。即使我挺着大肚子，也并不觉得累和难。这得益于我以前那么多年的努力上进的积累，如同从俭入奢，由难到易。

■图源网络

后来，随着生源减少和一届又一届师范毕业生被分配到农村，“代理”便逐渐不被需要。

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不年轻。他们没有任何挣钱的技能。放眼社会，他们已被时代甩出好远。

学校待久了，人也待傻了。简单的思维习惯，让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社会上不被看好。他们被时代甩出好远，他们的收入被同龄人甩出好远。

他们何谈退休，何以养老？

十年代理，十年“不如人”的日子。

那时最怕人家问挣多少钱，最崩溃的是每月发工资的日子。那种难堪、羞愤、绝望！和人家干一样甚至更多的活儿，拿不足人家1/3的工资。工资少是一方面，关键那点钱代表着不被认同和尊严扫地，无异于一种羞辱。还有，工作做好了，那是全体教职工的努力；工作没做好，代理便是替罪羊，是领导用来“骇猴”的“鸡”。

不可否认，代理中的确有个别人水平偏低，但也对得起拿的那点儿工资。更何况水平偏低的人何以能进学校，能留下来……就不说了吧。

我们确实从来不被重视。但我们不可或缺，功不可没。

作者何琼陕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