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盒记 一盒好饭 76年我向女厂长请假：回家吃肉解馋。女老板：好啊，先让我尝尝

76年我向女厂长请假：回家吃肉解馋。女老板：好啊，先让我尝尝

几十年后，当我把最后一碗用小火慢炖得酥烂的红烧肉，恭恭敬敬地放在林厂长的墓前时，我才终于明白，当年她云淡风轻地跟我要的那一口肉，其实是要了我一辈子的承诺。

从1976年到新世纪，从油腻腻的搪瓷饭盒到保温性能良好的不锈钢食盒，我送了多少次，自己都记不清了。这碗肉，见证了我的头发从乌黑到花白，见证了我从一个毛头小伙熬成了车间主任，也见证了她从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厂长，变成了一个需要人搀扶的清瘦老人。

这漫长的岁月里，这碗肉有时是我的负担，有时是妻子的埋怨，有时是旁人的闲话，但更多的时候，它像一个沉默的约定，一根看不见的线，将我和她这两个身份、性格、命运截然不同的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可这一切，都得从1976年那个燥热得让人心慌的夏天，我鼓起天大的胆子，涨红着脸敲开她办公室门的那一刻说起。

第1章 一句石破天惊的“好啊”

1976年的夏天，我们市钢厂的空气里，永远飘着三种味道：高炉里溢出的焦炭味，机床切割时溅起的铁屑味，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壮劳力身上怎么也洗不掉的汗臭味。

我叫陈建军，那年二十四岁，是钳工车间一个不起眼的三级工。要说有什么特别，就是手上的活儿还算利索，师傅们都夸我肯钻研，有股子牛劲。但这牛劲在肚皮面前，啥也不是。

那年头，什么都缺。粮本上的斤两算得死死的，一个月见不到几滴油星子。我们这些干体力活的，肚子里就像揣着个无底洞，刚吃完饭，车床摇上两圈，就又饿得前胸贴后背。最馋的，就是肉。那玩意儿金贵，得凭票供应，逢年过节才能分到指甲盖那么大一块，用我媳妇李秀英的话说，“放锅里一炼，油渣都不够塞牙缝的。”

那天中午，车间里几个老师傅又围在一起“画饼充饥”。

“要说解馋，还得是红烧肉，”刘师傅砸吧着嘴，眼睛里放着光，“肥瘦相间，切成四四方方的大块，放上大料、冰糖，用小火咕嘟着。那肉皮炖得晶莹剔透，筷子一夹就哆嗦，入口即化，啧啧……”

他这么一形容，我感觉自己的喉结不受控制地上下滚动了一下，胃里那点稀饭早就化成了酸水。

偏偏就在这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砸到了我头上。我爹托人捎信来，说他一个转业到食品站的老战友，念着当年的交情，特批给了他三斤五花肉，不要肉票。信上说，肉已经取回来了，让我晚上无论如何回家一趟，一家人好好“改善改善”。

三斤！

这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在我脑子里轰鸣。我几乎能看到那块肥瘦均匀的五花肉在我眼前晃悠，能闻到酱油和香料混合的浓郁香气。我一整个下午都魂不守舍，手里的锉刀好几次都差点滑到零件外面去。

可问题来了，我家在郊区，离厂里得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按规定，下午五点半下班，等我赶到家，天都黑透了。这么一顿盛宴，总不能黑灯瞎火地吃吧？我想提前走，可我们车间的王主任是个出了名的“铁面神”，病假条都得让他翻来覆去地看半天，别说这种“回家吃肉”的理由了。

思来想去，我脑子里蹦出一个大胆到自己都害怕的念头：直接找厂长批条子。

我们厂长，叫林晚秋，三十出头，是个从市里空降下来的女同志。她来厂里快一年了，没人知道她的底细，只知道她不苟言笑，眼神像淬了火的钢，锐利得很。开全厂大会，她往台上一站，底下几百号老爷们鸦雀无声。私下里，我们都叫她“铁娘子”。

找她请假？还是为了回家吃肉？我感觉这比让我徒手搓一个一级精度的螺丝还难。

可那三斤肉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咬了咬牙，心一横，死就死吧！

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我把手里的活儿收了尾，用破布使劲擦了擦满是油污的手，又整了整皱巴巴的蓝色工服，深吸一口气，朝着办公楼走去。

厂长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间。那扇厚重的木门，平时看着没什么，今天却像一堵墙，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抬起手，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敲了下去。

“咚咚咚。”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清冷干脆的声音。

我推开门，一股淡淡的墨水味混着窗外吹进来的热风扑面而来。林晚秋正伏在桌案上写着什么，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淡蓝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腕。她没抬头，只是淡淡地问：“什么事？”

“林……林厂长，”我紧张得舌头都快打结了，“我……我是钳工车间的陈建un，我想……我想请个假。”

她这才抬起头。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黑曜石，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我感觉自己那点小心思，在她面前无所遁形。

“请假？什么理由？家里有人生病了？”她的语气很平静，听不出喜怒。

“不……不是。”我头摇得像拨浪鼓，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支支吾吾地说：“是……是我爹，他……他弄到了三斤肉，让我……让我回家……回家吃肉解馋。”

说到最后几个字，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叫什么理由？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几乎已经预见到她会勃然大怒，或者用一种看**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把我从办公室里轰出去。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我低着头，等待着审判。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没有发火，也没有嘲笑。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我听到她轻轻地“哦”了一声，然后，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问题飘了过来。

“红烧的，还是炖汤？”

我猛地抬起头，愣住了。只见林晚秋的嘴角，似乎微微向上翘了一下，虽然转瞬即逝，但我确定自己没看错。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刚才的锐利，反而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好奇，又像是……别的什么。

“红……红烧的。”我下意识地回答，脑子还是一片空白。

她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笔，刷刷刷地在假条上签了字，然后把条子推到我面前。

我如获至宝，赶紧上前一步，双手接过假条，连声道谢：“谢谢厂长，谢谢厂长！”

我转身就想跑，生怕她反悔。

“等等。”

她的声音再次响起。我身子一僵，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完了，果然是耍我玩的。

我慢慢转过身，看到她靠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我，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

“好啊，让你回家解馋。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我紧张地问。

她顿了顿，目光从我脸上扫过，最后落在我那双沾着机油、指甲缝里还有铁屑的手上。然后，她用一种极其平淡，却又石破天惊的语气说：

“做好了，先给我送一碗来尝尝。”

第2章 一碗五味杂陈的红烧肉

我几乎是飘着走出办公楼的。

林晚秋那句“先给我送一碗来尝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脑子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她这是什么意思？开玩笑？可她那表情，一点也不像开玩笑。考验我？一个厂长，犯得着为了一碗肉考验我一个小工人吗？还是说……她也馋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她可是厂长，吃的住的肯定比我们这些工人强多了，怎么会看得上我家里那碗肉？

我捏着那张宝贵的假条，心里五味杂陈，一路小跑着冲出厂门，跳上了回家的公交车。车上摇摇晃晃，我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

回到家，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久违的肉香。我爹正坐在小马扎上，美滋滋地抽着旱烟，我娘和我媳妇李秀英则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

“建军回来啦！”我娘看到我，脸上笑开了花，“快看，你爹弄回来的肉，多好！”

我凑到厨房门口，只见案板上那块三斤重的五花肉，已经被秀英切成了匀称的方块，肥肉白得像玉，瘦肉红得像玛瑙，正放在一口大铁锅里，用酱油和各种香料“咕嘟咕嘟”地炖着，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秀英一边用锅铲翻着肉，一边头也不回地问。

“我……我请假了。”我含糊地回答。

“请假？王主任能放你？”秀...英一脸不信。

我把假条递给她，她一看上面的签名，眼睛都瞪圆了：“林厂长亲自批的？你小子行啊，怎么跟厂长搭上话的？”

我爹也凑了过来，接过假条看了半天，满意地点点头：“建军出息了。这说明厂领导器重你，好好干！”

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我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我怎么说？说厂长批我假，是为了尝一口咱们家的红烧肉？说出去他们也得当我是说胡话。

晚饭，是那几年里最丰盛的一顿。一大盆红烧肉摆在桌子中央，油光锃亮，香气扑鼻。我儿子小虎的眼睛都看直了，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

我爹郑重其事地夹起第一块肉，放到了我的碗里：“建军，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厂里干活累，多吃点。”

我夹起那块肉，它在我筷子尖上微微颤抖，肥肉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我咬了一口，那软糯香甜的滋味瞬间在口腔里爆炸开来，幸福得我差点掉下眼泪。

可就在这时，林晚秋那张清冷的脸，和她那句“先给我送一碗来尝尝”的话，又毫无征兆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我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怎么了，建军？不合胃口？”我娘关切地问。

“没……没有，太好吃了。”我赶紧扒了两口饭，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送，还是不送？

送吧，厂长发话了，我一个大头兵敢不听？万一她就是随口一说，我真送去了，岂不是显得我特别会钻营，拍马屁？以后在厂里还怎么做人？

不送吧，万一她记仇，以后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得罪了“铁娘子”，我这班还能安安稳稳地上吗？

我心里天人交战，一顿饭吃得食不知味。

眼看着一盆肉快要见底了，我心一横，做出了决定。送！不管她是什么意思，做人得讲信用。我请了假，她批了条，这个“条件”我必须得认。再说了，她一个女同志，一个人在厂里，说不定……说不定她就是真的想家了，想吃口家常菜呢？

我放下碗筷，对正在收拾碗筷的秀英说：“秀英，给我找个干净的饭盒，再盛一碗肉。”

“干啥？”秀英愣住了，“你还没吃饱？锅里还有呢。”

“不是我吃，”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去做一件什么大事，“我……我得给林厂长送去。”

“什么？！”秀英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回了盆里，“陈建军你疯了吧！咱们家好不容易吃顿肉，你还要给厂长送？她缺你这口吃的？你这是拍马屁拍到天上去了！”

我爹我娘也愣住了，一脸不解地看着我。

我把下午请假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听完，厨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看啊，这厂长就是随口一说，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秀英撇着嘴说，一脸的不情愿。

“不管是不是玩笑，话已经说出口了，”我爹抽了口烟，缓缓开口了，“人家是厂长，给你批了假，就是天大的人情。她说要尝尝，你就得送。做人不能言而无信，这是咱们老陈家的规矩。”

我爹一锤定音，秀英虽然还是老大不乐意，但也只能嘟囔着去拿饭盒了。她挑了家里最好的一个搪瓷饭盒，底下铺了层米饭，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锅里品相最好的几块肉码得整整齐齐，最后还浇上了一勺浓稠的肉汁。

我提着那个还温热的饭盒，心里沉甸甸的，又一次踏上了去厂里的路。

夜色已经深了，厂区里静悄悄的，只有办公楼二楼的那扇窗户还亮着灯。

我站在楼下，犹豫了很久。这深更半夜的，我一个男工人去敲女厂长的门，传出去像什么话？

可一想到我爹说的“言而无信”，我又鼓起了勇气。我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来到那扇熟悉的门前，轻轻地敲了敲。

“谁？”里面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

“林厂长，是我，陈建军。”

门里沉默了一下，然后传来了脚步声。门开了，林晚秋站在门口，她已经换下了一身工装，穿着一件素色的家常衣服，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少了几分白天的凌厉，多了几分柔和。

看到我手里的饭盒，她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厂长，我……我把肉送来了。”我把饭盒递过去，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没有立刻接，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就在我以为她要拒绝的时候，她伸出手，接过了那个饭盒。

“谢谢。”她说，声音很轻。

“不……不客气，厂长您忙，我先回去了。”我如释重负，转身就走。

“等等。”她又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看到她打开了饭盒，一股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在走廊里。她低头看着饭盒里的红烧肉，热气氤氲了她的脸。

“你……你叫陈建军，是吧？”她轻声问。

“是，钳工车间的陈建军。”

“手艺不错，”她拿起桌上的筷子，夹起一小块米饭，又夹了一点肉汁，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像是在品尝什么珍馐美味，“味道也很好。”

然后，她抬起头，对我露出了一个真正的，非常浅淡的微笑。

“饭盒，明天来我办公室拿。”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好像……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

第3章 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第二天，我去林晚秋办公室拿饭盒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忐忑。

推开门，她正在看一份文件，见我进来，指了指旁边桌上那个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的搪瓷饭盒。

“谢谢厂长。”我拿过饭盒，准备离开。

“等一下，”她叫住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票，递给我，“这个给你。”

我低头一看，是一张二斤的肉票。

我顿时慌了，连连摆手：“厂长，这可使不得！不就是一碗肉嘛，我怎么能要您的票？”

“拿着，”她的语气不容置疑，“我不能白吃你的。这是规矩。”

我拗不过她，只好红着脸收下了肉票。揣着那张沉甸甸的肉票，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好像明白了，她不是在占我便宜，也不是在考验我，她只是……想跟我做个公平的“交易”。

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但不知怎么的，一种微妙的联系，就在我和林厂长之间建立起来了。

那之后没多久，车间里评先进工作者，王主任报上去的名单里有我。这事儿我一点都不意外，论技术，论出勤，我在车间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可最后厂里定下来的名单，不但有我，我还被提拔成了钳工班的副班长。

这就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消息一传开，车间里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说我技术过硬，当之无愧。也有人酸溜溜地说风凉话。

“建军行啊，现在是红人了。”午休的时候，跟我一向不太对付的赵卫国阴阳怪气地说，“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招，能让咱们林大厂长另眼相看。”

我闷着头吃饭，不搭理他。可心里却忍不住犯嘀咕：这事儿，该不会真的跟那碗红烧肉有关系吧？

我把这事跟秀英一说，她眼睛一亮：“真的？哎呀，我就说嘛，这肉送得值！建军，你以后可得跟林厂长多走动走动。”

我嘴上说着“你想多了，这是靠我自己的本事”，但心里那杆秤，却不由自主地朝着“红烧肉”那边倾斜了。

从那天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在我们家形成了。

每次家里托关系弄到点好吃的，不管是肉，还是难得的鲜鱼，甚至是几颗新鲜的鸡蛋，秀英都会主动留出一份，让我给林厂长送去。

起初我还觉得别扭，但秀英总说：“你傻啊？这是人情往来！你当了副班长，以后还得往上走呢。跟领导搞好关系，没坏处。”

于是，我成了办公楼的常客。

每次送东西去，林晚秋都不多话，只是平静地收下，然后第二天，必然会以各种形式“还”回来。有时是一张布票，有时是几斤粮票，有一次，她甚至给了我两张电影票，说是单位发的，她没空看。

我和秀英拿着那两张票，像过节一样去看了场电影。那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约会。

就这样，一来二去，送东西成了一种习惯。我不再觉得那是拍马屁，林晚秋也不再客气地推辞。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我送去的是一份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她还回来的是一份不让彼此尴尬的“等价物”。

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

她住在厂里分的单身宿舍里，一间小小的屋子，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除了书，几乎没什么私人物品。我每次去，她多半都是在看书或者写材料，屋里总是安安静静的。

有一次我送一碗鱼汤过去，正撞见她一个人就着咸菜啃馒头。看到我，她有些不自然地把馒头往旁边藏了藏。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点发酸。我意识到，这个在几百号工人面前说一不二的“铁娘子”，脱下那身“厂长”的外衣，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需要吃饭睡觉的女人。她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风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厂里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副班长，班长，再到车间副主任。每一次提拔，都伴随着车间里或明或暗的议论。

“陈建军是林厂长的人，这谁不知道啊？”

“可不是嘛，三天两头往厂长办公室跑，提着饭盒进去，红光满面地出来。”

这些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让我烦不胜烦。我好几次都跟秀英说，以后别送了，我宁愿不当这个官，也不想被人戳脊梁骨。

可秀英不干。她说：“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你当了车间主任，一个月多十几块钱工资，小虎的学费，家里的开销，哪个不要钱？你别犯傻！”

我也知道秀英说的是实话。有了孩子，家里的担子重了，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凭着一股子意气用事。

于是，那只搪瓷饭盒，就这么在我和林晚秋之间，传递了好几年。

直到1984年，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我们这个老国营厂。厂里的效益开始下滑，人心也变得浮动起来。林晚秋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经常看到她深更半夜还在办公室里开会，鬓角也早早地生出了白发。

那段时间，厂里开始有人攻击她，说她一个女同志，思想僵化，不懂经营，要把钢厂带到沟里去。各种大字报、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我看着她日渐憔悴，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

那天，我家里炖了一锅鸡汤。秀英照例盛出了一碗，让我送去。

我提着饭盒，再一次站在了她的办公室门口。这一次，我的心情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我不再是为了“人情往来”，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她太累了，应该喝一碗热汤，暖暖胃，也暖暖心。

第4章 风雨飘摇中的一碗汤

推开门，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林晚秋和几个厂里的技术骨干围着一张图纸，正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她的脸色很差，眼窝深陷，声音也带着沙哑。

看到我进来，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手里的饭盒上。那眼神，复杂极了，有鄙夷，有不屑，也有几分了然。

我感觉自己的脸瞬间烧了起来，恨不得立刻转身逃走。

“都看什么？继续讨论！”林晚秋呵斥了一句，然后转向我，语气缓和了一些，“建军，你来了。”

“林厂长，我……我爱人炖了锅鸡汤，让我给您送一碗。”我硬着头皮说。

一个我不认识的技术员阴阳怪气地笑了一声：“林厂长真是体恤下属，下属也真是关心领导啊。”

林晚秋的脸色一沉，目光如刀子般射向那人：“周工，你要是觉得脑子不够用，可以先回去休息，技术革新的方案，不缺你一个。”

那个周工的脸顿时涨成了猪肝色，悻悻地闭上了嘴。

林晚秋接过我手里的饭盒，打开盖子，鸡汤的香气立刻驱散了办公室里的烟味。她没有马上喝，而是把饭盒放在桌上，对我说：“建军，你来得正好，你也是老师傅了，过来一起看看这个方案。”

我愣住了。我只是一个车间主任，这种全厂技术革新的核心会议，什么时候轮到我参加了？

“我……我不懂这个。”我连忙摆手。

“让你来就来，哪那么多废话！”她不容置疑地说。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拉进了核心的讨论圈。他们讨论的是一种新的淬火工艺，能大大提高零件的耐磨性，降低成本。图纸上的东西，我大部分都看不懂，但我常年在第一线，对生产流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比那些工程师更清楚。

听他们争论了半天，我终于忍不住插了一句嘴：“林厂长，这个工艺听起来是好，但咱们厂的热处理炉太老旧了，温度控制根本达不到图纸上要求的精度。强行上的话，废品率肯定高得吓人。”

我话音一落，办公室里又安静了。几个技术员都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林晚秋的眼睛亮了。她追问道：“具体说说。”

我壮着胆子，把平时在车间里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比如炉温不均、冷却液浓度不稳定等等，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了出来。

我说完，那个之前还对我冷嘲热讽的周工，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他扶了扶眼镜，喃喃道：“是啊，我们光想着理论数据，把这些最基本的设备问题给忘了。”

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林晚秋拍板，技术革新方案要结合设备改造一起进行，而我，因为熟悉一线情况，被破天荒地任命为这个项目的生产协调组组长。

我走出办公楼的时候，整个人还是懵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依旧亮着灯的窗户，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我明白了，她不是在提拔我，她是在保护我。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拉进会议，让我发表意见，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我陈建军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靠的不仅仅是那一碗汤、一碗肉，更是实打实的本事。她是在为我正名。

从那天起，我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新项目上。白天守在车间，晚上跟着技术员们一起熬夜画图纸，研究数据。那段时间，我回不了家，秀英就每天炖好了汤，送到厂里来，一份给我，一份给林晚秋。

我们厂，就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咬着牙，一点点地往前挪。

终于，在半年后，第一批采用新工艺的零件成功下线，各项数据完美达标。这意味着，我们厂起死回生了。

消息传来的那天，整个厂区都沸腾了。林晚秋在全厂大会上，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露出了笑容。她没有说太多豪言壮语，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她说：“谢谢大家，我们挺过来了。”

那天晚上，厂里开了庆功宴。林晚秋被一群人围着敬酒，她酒量不好，几杯下去，脸就红了。我看到她借口去洗手间，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背影显得有些落寞。

我端着一杯茶走过去，递给她。

“林厂长，喝点茶解解酒吧。”

她接过茶杯，对我笑了笑：“建军，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都是您领导有方。”我由衷地说。

她摇了摇头，看着远处喧闹的人群，轻声说：“你知道吗，建军。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想，要是失败了，我怎么跟全厂几百号职工交代。是你们……是你们送来的那一碗碗热汤，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扛。”

她的眼圈有点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憨憨地站在一旁。

她喝了口茶，忽然问我：“建军，你不好奇吗？当年，我为什么会跟你要那碗肉？”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埋了快十年了。

她望着窗外的夜色，眼神悠远，仿佛陷入了久远的回忆。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她缓缓开口，“那时候，我刚来厂里，丈夫去世不久，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为了工作，只能把孩子放在我妈家。我一个女人，在钢厂这种地方，要想站稳脚跟，就得比男人还硬。我每天板着脸，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没有感情的铁人。”

“那天你来请假，理由那么……朴实，”她笑了笑，“我忽然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小伙子，是真傻，还是在试探我？所以，我就随口说了那么一句，想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那天，你没有送来那碗肉，或者第二天收了我的肉票就再无下文，那么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你陈建军在我眼里，也只是几百个工人中的一个。可是，你送来了，而且，还一直送。”

她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建军，你知道吗？你们家那碗红烧肉，味道其实很普通。但是，它让我知道，在这个冷冰冰的工厂里，还有一份不掺任何功利的人情味儿。是这份人情味儿，支撑着我度过了最难的那几年。”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我送了这么多年的，根本不是肉，也不是汤。

我送的，是一份她在那样的位置上，最稀缺的，也是最渴望的——信任和温暖。

第5章 岁月无声，情义无价

技术革新成功后，我们厂的日子渐渐好起来，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我也因为在项目中的突出表现，被正式提拔为生产副厂长，成了林晚秋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身份变了，但那只饭盒的传递，却从未间断。

只是，饭盒里的东西，从一开始的红烧肉，变得越来越家常。有时候是秀英包的饺子，有时候是一碗新熬的小米粥，甚至有时候，只是几个刚从自家院子里摘下的西红柿。

我和林晚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自然。我们不再仅仅是上下级，更像是……战友，或者说，家人。

她会跟我聊厂里的发展规划，我也会跟她抱怨儿子小虎的调皮捣蛋。她的宿舍，不再是我不敢踏足的禁地，有时候厂里加班晚了，秀英会多做一些饭，让我带过去，和她一起在办公室简单吃一口。

我这才知道，她的生活，远比我想象的要清苦。她把所有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给父母和儿子用。她自己，常年就是那几件衣服，吃饭也从不讲究。

有一年冬天，厂里发年终奖，我拿到了厚厚的一沓钱。回家后，秀英数着钱，喜笑颜开，盘算着给家里添个电视机。

我却对她说：“秀英，拿出一部分钱，给林厂长买件新棉袄吧。我看她那件，都洗得发白了。”

秀英这次没有反对，反而叹了口气说：“是该买一件了。她一个女人家，也真是不容易。”

我们挑了当时最时兴的款式，一件藏蓝色的长款棉服。我把衣服送到她宿舍，她嘴上说着“乱花钱”，可我看到她转过身去试穿的时候，偷偷用手抹了抹眼睛。

那件棉袄，她穿了很多年。

岁月就在这样平淡而温暖的日子里，一晃而过。

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的浪潮再次袭来。这一次，比八十年代那次更加猛烈。我们厂，最终还是没能幸免，被一家更大的集团兼并了。

兼并方案下来的那天，林晚秋把我叫到办公室。她已经不再年轻了，两鬓的白发比黑发还要多。她递给我一份文件，是集团对我们厂领导班子的安排。

我被任命为新公司的生产总监，待遇优厚。

而她的名字后面，写着两个字：退休。

“林厂……”我喉咙一哽，说不出话来。

“挺好的，”她笑了，笑得有些释然，“我累了这么多年，也该歇歇了。建军，以后这个厂，就交给你了。”

她退休那天，厂里没有搞什么欢送仪式，她不喜欢那一套。她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厂区里走了一圈，最后，在钳工车间的门口，站了很久。

那里，是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

我开着车，送她回了她真正的家。那是我第一次去。在一个很老旧的小区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她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她和老伴儿。

是的，她再婚了。对方是市里一所中学的退休教师，一个温和儒雅的老先生，把她照顾得很好。

看到她有了归宿，我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从那以后，我去她家的次数，比以前去她办公室的次数还要多。每个周末，只要有空，我都会让秀英炖上一锅肉，或者煲一锅汤，然后开车送过去。

我们不再谈工作，只聊家常。聊我的孙子有多淘气，聊她的老伴儿又养了什么花。

那只饭盒，从搪瓷的，换成了不锈钢的，又换成了带保温功能的。它就像一个无声的见证者，记录着我们之间这段跨越了阶级和岁月的奇特情谊。

再后来，林晚秋的身体越来越差。她患上了很严重的病，人迅速地消瘦下去。最后那段日子，她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可每次我去看她，她都会强撑着，让我把带来的汤打开，闻一闻那熟悉的味道。

她会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建军，谢谢你。谢谢你那碗肉，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我每次都听得眼圈发红。

第6章 最后一碗红烧肉

林晚秋是在一个初秋的清晨走的，很安详。

她的葬礼，我以家人的身份，忙前忙后。追悼会上，她的儿子专程从外地赶回来，他握着我的手，眼睛通红地说：“陈叔，我妈都跟我说了。这些年，谢谢您像亲人一样照顾她。”

我摇摇头，说：“，也是我的亲人。”

处理完后事，我一个人回了家。秀英看我神情落寞，默默地走进厨房，不一会儿，一股熟悉的肉香就飘了出来。

她端着一碗刚出锅的红烧肉，放在我面前：“吃点吧，你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了。”

我看着那碗油光锃亮的红烧肉，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我端起那碗肉，没有吃，而是开车去了郊区的墓园。

林晚秋的墓碑，静静地立在那里。照片上的她，还是我记忆中那个穿着蓝色衬衫，眼神锐利的女厂长。

我把那碗还冒着热气的红烧肉，小心翼翼地放在墓碑前。

“林厂长，”我蹲下来，用手抚摸着冰冷的石碑，轻声说，“我……我又给您送肉来了。还是老味道，秀英做的。”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像是在回应我。

我絮絮叨叨地跟她讲着厂里的近况，讲我的孙子又考了双百分，讲秀英的血压最近有点高……讲着讲着，我就讲不下去了。

几十年的光阴，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从那个提心吊胆的下午，到后来无数个提着饭盒的夜晚，再到我们并肩作战，把工厂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日日夜夜。

一碗肉，开启了一段缘分。这份缘分，沉重过，温暖过，也被人误解过。但最终，它沉淀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真挚、最宝贵的情感。

我终于明白，当年她向我要的，哪里是一碗肉那么简单。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瘠的年代，在一个冰冷、僵硬的环境里，她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向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工人，发出一个看似荒唐的“索取”，其实是在发出一个微弱的求救信号。

她要的，是一份不设防的善意，一个可以信任的证明，一丝人间的烟火气。

而我，一个愣头愣脑的傻小子，用几十年的坚持，阴差阳错地回应了她的呼唤。我用一碗又一碗的红烧肉，为她那座坚固的“铁娘子”堡垒，打开了一扇小小的，可以透进阳光的窗。

而她，也用她的方式，回馈了我的这份善意。她给了我一个平台，一份信任，让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管理者。她教会我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道理，更是做人的格局和担当。

我们之间，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一碗肉的来来往往。但这平淡的来往里，却蕴含着那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相互的支撑与成全。

我站起身，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

“林厂长，您放心，以后逢年过节，我还会来看您，给您带您最爱吃的红烧肉。”

转身离开的时候，夕阳正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知道，这段始于一碗红烧肉的故事，结束了。但它所代表的那份情义，那份温暖，将会永远地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余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比金钱、比地位更重要。比如，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和它背后那颗同样温热的心。

菜农记

我对菜农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我和菜农一起工作过。

那年我15岁，想趁着暑假，帮不宽裕的家庭赚点钱。家人把做好的五香鱼和韭菜合子放在改装过的自行车上，帮我推到菜市场，由我售卖。在菜市场，我算个“新兵”，可我的叫卖声一点不比那些菜农低。菜农们为推销自己的菜品，都会自编招揽主顾的话。卖黄瓜的吆喝：小鲜瓜，多稀罕人，水嫩水嫩的，不鲜不甜不要钱。卖西红柿的喊着：咬一口全是瓤，这色新鲜的，像新娘的脸蛋，要多俊有多俊。我实在听不懂，一个西红柿怎么和新娘相提并论，但他们喊得又开心，卖得又好，回头客还多。

作为一个初中生，我有的是词儿：五香鱼哟，桂皮、八角、白酒、砂糖、香油，五宝炸制的五香鱼哟，回味无穷哟。周围的菜农看我，我一边脸红，一边继续喊着，直到有人来买。我与菜农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极了音乐老师讲的和声原理。旁边卖鞋垫的老奶奶被我喊笑了，说，这闺女，顶半壮小子了。她戴着花镜，脚下放着花色扎眼的鞋垫，用一根很粗的针，在硬布面上扎来扎去，中指的顶针磨出了铁锈色。她说话不多，我只听她点评过一次我家的五香鱼，说这家伙费油费料的，吃不起。我有心送她一块，但又舍不得。

中午，叫卖声小了。卖黄瓜的菜农原地铺张席子躺下，浑身抓挠一番，睡得很快。卖西红柿的菜农有张快散架的折叠躺椅，他用木头钱箱子抵住椅背，舒舒服服地躺下摇着蒲扇，蒲扇的边缘缝着花色布边。老奶奶不睡，她说她得趁着眼神好用时多备货，以后做不了鞋垫了，存货还能卖个三年五载。她鼻子上全是汗，花镜不听话，得不时腾出手哄它回到鼻梁处。除了蝉鸣和鸟鸣，以及风拂树叶的沙沙响声，一切安静下来。我回家午睡，不推车，也不担心有人拿货，即便有人拿也会按标价，往食盒下面压钱，我试过好几回了。

这一天，老奶奶的生意特别好，一个主顾要买十几双鞋垫。老奶奶的零钱不够找，就和卖黄瓜的换。卖黄瓜的零钱也不够，便找卖西红柿的换，卖茄子、豆角的菜农也加入这场换钱中。他们都很熟，这边手里一擎钱，那边就会说有的有的。他们很少找我换，后来我知道，他们不找我换钱的理由是，我是个孩子，这些钱回家要交给大人，不能擅自做主。

也就是这天傍晚，卖黄瓜的菜农告诉老奶奶，她找他们兑的50元是假钱。老奶奶停了手上的活，拿下脸上的花镜，颤着手接过那张钱，上下左右地看，用已经弯曲的手指反复摸索。卖黄瓜的菜农说他换出去8块多钱，卖西红柿的菜农说他换出去10块多钱，卖豆角的、卖茄子的都说了自己换出多少。老奶奶没有钱箱子，她从裤口袋里摸出那个磨得像一团雾气的塑料袋，把里面的零钱凑起来，也不到5块钱。菜农们你看我，我看你，骂那个使假钱的人可恨。老奶奶把假钱放进塑料袋，我说这个要给银行，老奶奶看着我，又从雾气中拖出这张钱，交给我。她开始收拾摊子。我开始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点钱，凭我的小鲜瓜，水嫩水嫩的，明儿一开张就挣回来!

西红柿拌糖，哪个不爱吃，天天看新娘，傻子才不乐意呢!

蒜泥茄子，下酒菜，我明天就吆喝，来点吧，蒜泥一浇，下酒菜一盘!

豆角出货，越吃越有，扔几片五花肉，铁锅一炖，够好几天的大菜!走走，别围这儿了。老姨，别上火啊，咱几个有的是赚钱的本事，那贼不得好，早晚进局子!

菜农们收拾摊子走了。我不哭了。

老奶奶扎好袋子，提起马扎，正要走，我喊了一声：奶奶!她说把钱交给银行，别拿它害人，怕是那人也不知道。我说明天银行上班，我就去排队。我从钱箱子里找出10块钱，包好剩下给自己解馋的两块五香鱼、两个韭菜合子，塞给老奶奶。老奶奶坚决不要，见我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老奶奶收下了。

后来，我长大成人，在外求学，立业成家，逛过无数次市场，总对菜农怀揣着一些敬意。我知道当年的老奶奶已经作古，我也知道当年那些菜农，也是七老八十的年纪了，这令我想起一句话：“祖祖辈辈养育了我”——这就是来自大地的精神。

《 人民日报 》( 2025年08月13日 20 版)

王铭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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